2011-03-18 06:51:00 作者:张磊 谷岳飞 吴胜 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大阪街头,救灾募捐的日本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本报日本特派记者 吴胜 张磊 谷岳飞 摄
向捐款的行人致以谢意。本报日本特派记者 吴胜 张磊 谷岳飞 摄
到日本已经整整三天,从东京到大阪,记者在这个正遭受巨大灾难的国度穿行。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始陆续帮助在日本的侨民、留学生回国;从东京到大阪的新干线列车趟趟满员……相比之下,在强震和核阴云的笼罩下,记者这几天接触的日本人,却都显出了一丝慌而不乱的冷静和从容——
我们看到日本人一生的几个片段
不要推,不要跑,不要吵闹哭叫
“小零食”夯实日本小学生的防灾教育
在媒体、网络上关于此次日本强震的报道中,民众在余震中排队走出地铁、高楼的情景和震后城市秩序的井然不乱都被多次提及。
今年36岁的佐原是记者一位东京朋友的公司合伙人。在第一次会面时,记者告诉他日本人面对灾难时的淡定有序令无数人惊叹。“我有关注到,感谢中国媒体、网友对我们的鼓励和肯定。”佐原笑起来有些腼腆,“从小学时就开始接受这样的教育,面对灾难不能乱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
佐原告诉记者,日本易发地震,对防震防灾的教育普及非常重视。国民从小学一年级就要开始接受相关课程教育,并参加每年一到两次的逃生演习,“地震频发的地区,演习的频率是每月一次。”
“おかし約束”,佐原用笔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他解释说,“おかし”拆开来解释分别代表了“不要推,不要跑,不要吵闹哭叫”,而合起来就是“小零食”的意思。就这样,“小零食”开启和夯实了日本一代又一代人始于小学时的防震防灾记忆。
月黑风高的夜里被命令步行回家
工作后,这是日本公司培训职员的必修课
在大阪车站门前,记者偶遇18岁的高中生安田诚五,他正和朋友们一起为受灾同胞募捐。
“我们已经募集了几百万日元,这个活动将持续半年,然后我们会把钱交给灾区的同胞。”安田诚五告诉记者。
对于“小零食”约束,安田表示知道,他还补充说日本小学生入学第一天除了书包,还要戴一顶特殊的防灾帽,“作用类似于工人们戴的安全帽,但很柔软。”一般来说,这个帽子是由每个孩子的妈妈亲手缝制,“虽然现在也可以买到,但我相信许多妈妈们还是更愿意亲手去做。”帽子戴到学校后会放在椅背上,平时当靠垫,但孩子们都知道演习或遇险时,第一件事就是拿起帽子。
安田肯定了日本在防灾教育方面的做法,但他觉得政府仍应该继续加强实战操作方面的教育。“演习的模拟程度还不够,毕竟一次次事实摆在眼前,真正的灾难远比演习可怕得多。”
记者随后了解到,正在上高中的他此时还不知道,当他毕业后进入大学和单位,“演习”的强度真的会不断加强。
比如上文提到的佐原,至今仍念念不忘自己获得第一份工作后不久,就曾在某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被老总勒令步行回家,次日带上行进的详细路线和体会述职。“大多数东京人住地距离单位都有二三十公里甚至更远,那晚我走了整整4个小时,而有的同事走了一夜。”
据说,这种防灾培训方法被大多数日本公司采用,以此让员工熟知灾难之后城市交通停摆下,“如何顺利找到回家的路以及沿途的避难处”。
常年背着应急包裹,食物随时更换
在一位61岁老人眼里,防灾已成为一种习惯
说到避难处,记者在大阪曾以外国人身份到大阪府曾根崎警察署,要求知晓和体验这个城市的避难处。记者受到了热情接待,一位警官出示并详解了一份警署范围的避难所分布图。记者注意到,这张图上每个避难所能够容纳多少人,可以储备多少物资等等都有标识。
就在警署外面,记者遇到了从超市购物后回家的笠井。我们唐突的打扰并没有让这位61岁的老人不快,他有礼貌地回答了记者的所有问题。
“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收看天气预报,然后一边看报纸一边吃早餐,而每次出门,无论外面是晴空万里还是刮风下雨,我的背包中总会放一把伞,有备无患。”笠井娓娓讲述自己在防灾方面的做法,特别提到了一个他重视到近乎“疯狂”的应急包裹。
这个包裹里,常年背着一些应急生活用品和食品,比如饼干和水,“在快过期时我会把它们吃掉,然后到超市买来新鲜的放进去。”比如手电筒,里面的电量永远满格,即使很少用到,但老人还是会经常检查、充电,以确保随时可用;包裹内还有一些药物、生活用品等,甚至连入厕都有考虑,几块折叠的纸板、加上一个塑料袋——一旦遭遇突发状况,老人能保证自己即使在很糟糕的室外也能卫生地入厕。
笠井告诉记者,他有个习惯,回到家中,他会把家中所有的灯都打开;而离家时,又会认真把所有的灯都关掉,还会一一检查。“煤气阀也是出门前必关。”即使偶尔忘记,他也会接到煤气公司的提醒电话,因为一旦煤气总阀是开启的,即使没有泄露,但持续8个小时后,煤气公司的警告灯便会亮起。本报特派日本记者 张磊 谷岳飞 吴胜
我们的镜头
相隔千里,“311”那一刻 两个日本人同样镇定
让时光倒流,回到3月11日地震来临的那一刻。
东京的佐原在7楼的办公室内,突然感受到了剧烈的摇晃,经验告诉他地震了。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和训练,让他在就地躲藏和扶墙下楼之间选择了前者。10秒钟之后,他钻进了办公室最坚固的那张台桌下,然后对手机那头的客户说,“不好意思,刚刚地震了,现在没事了,我们继续。”
大阪的笠井,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近千公里外传来的震感。他以为又是周边哪里发生了一次普通的地震,揉了揉从午睡中醒来仍有些惺忪的双眼,继续翻看手头的报纸。只是下意识地看了看衣柜的方向,其中最下层那个黑色的背包里,水和饼干是两个礼拜前刚刚更换的,手电筒是三天前刚刚充的电。他抖了抖报纸,心里没有一丝慌乱。
很快,从网络和电视中,佐原和笠井知道了9级地震的消息。两个不同城市的、不同年龄的日本人,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盯紧了他们面前的屏幕。从容不等于对自己及家人的安危无动于衷,余震、强度、辐射、风向……这些关键词,牵动着淡定面孔下所有日本民众的心。
连日来,尽管从这个灾难发生地传出的消息密集而急促。而身处其中的日本人,却始终固守着自己的通道去获悉事态进展,比如佐原信服的一个日本专业传媒网站,比如笠井每日必看的一个当地新闻频道……
“我相信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在佐原看来,灾难尽管可怕但完全可以被量化,“继发强震的几率,城市抗震的级数,以及辐射量的数值。我首先相信这种信息发布的真实性,要做的只是根据它们去评判风险。”于是,佐原选择不离开东京。
他们的说法
理解外国人撤离 遇到灾难时,每个人都想回家
和佐原一样,笠井也相信大小官员们在电视里做出的那些安全承诺,也相信危机离自己甚至离东京都还很远。但得知东京核辐射量超标的那个晚上,他还是给那里上班的儿子一家打了电话,委婉地问他们要不要回家。
事实上,在媒体此前报道的那些东京撤离人群中,其间大多数日本人所去往的都是家的方向。“我不怕,但名古屋的妈妈想我们回去,我把孩子送去,然后回来。”这是在东京到大阪的新干线上,身旁一位女子对自己行程的解释。
而佐原,一贯严谨认真的他刚刚修改了一个对公司至关重要的业务安排,因为那个计划需要出差中国深圳。不撤离是因为相信安全,那不出差呢?他的解释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和家人在一起,父母、妻子,危难之中家人的互相依靠和安慰很重要。
于是当话题被引向各国政府最近紧锣密鼓实施的接回国民计划,佐原说自己非常理解。“如果我在国外,那里发生了地震,哪怕我并不害怕,但一定还是会选择回国。”在他看来,真正让那些侨民、留学生们萌生去意的,不是因恐惧而来的推力,而是从家和祖国方向而来的引力,“遇到灾难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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