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巨变因民生危机 是自下而上公民运动

　　4月1日，开罗解放广场上，一位参加游行的埃及人头上戴着“吉萨金字塔”帽子。成千上万的埃及民众走上解放广场，最终将统治埃及三十年的穆巴拉克拉下马。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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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马晓霖 (博联社总裁、中东问题专家)

　　【编者按】

　　自去年底突尼斯变革以来，阿拉伯当前这场民众运动已过百日。如何看待这场让人始料不及、充满争议和前景莫测的阿拉伯“大地震”，是学者和政治家都颇为头疼的课题，因为一千个人或许有一千个答案，更何况，它远非盖棺定论之时。《国际先驱导报》特邀中东问题专家、博联社总裁马晓霖撰文，为读者勾勒这场“大地震”的图谱。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一只蝴蝶，轻轻离开一朵花瓣，抖动翅膀，在浩瀚的亚马逊河谷翩翩起舞，其渺小的踪迹很容易被斑驳的阳光及细碎的水影所隐没。但是，由于某种人类五官难以感知的声波共振，这殊难察觉的蝶舞居然在几周后唤醒一股巨大的张力，推动洋流排山倒海直击数千里之外的大西洋彼岸……这就是气象学上著名的“蝴蝶效应”。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失业大学生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绝望中引火焚身，不治而亡。他以反叛教义的极端方式，为生存和尊严自戕抗争，旋即在突尼斯、埃及、北非、西亚乃至整个中东诱发翻天覆地的社会与政治海啸：29天，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弃国出逃；18天，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辞职；也门总统萨利赫在示威者和兵变部队夹击下几近下台；巴林、沙特、约旦、阿曼陆续出现罕见的抗议风潮；一向控制很严的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面对拼死抗争，不得不相继取消紧急状态法。最让人惊愕的是，这场海啸居然催生利比亚空前内乱和西方主导的又一场地区局部战争！

　　人言中东是帝国覆亡之地，我谓中东也埋葬预言家——没有谁预料到一次粗暴执法能颠覆国家政权；一个青年自焚能诱发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嬗变，而这场嬗变依然处于震荡的进程中和上升期，尚难预知其冲击波止于何处何时，它诱发的各种矛盾重组和利益碰撞，无论是在各国内部，还是整个地区，甚至世界范围，都充满变数而令人眼花缭乱。

　　一、一场典型的“三无”运动

　　危机源自内力而非外力；诉求始于民生而非民主；症结在于整个社会系统需要改版升级而非简单修补

　　笔者认为，这首先不是一场令人讳莫如深的“颜色革命”，而是“本色革命”或“无色革命”。这是一场典型的“三无”运动——无明显宗教主张驱动，无强大反对派组织，无明显外来敌人唆使，特别是作为震源的突尼斯和埃及。

　　宗教、反对派和外力都是街头运动风生水起渐成规模后才陆续跟进，因势利导。学界也有人用两个“第三次浪潮”来概括这场阿拉伯“大地震”：这是新一轮经济危机的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金融泡沫诱发的美国经济危机，跨越大西洋登陆欧洲衍生为主权债务危机，接着又南下地中海殃及彼岸的北非西亚。这也是新一轮地缘政治变革的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苏欧巨变，其余震在数年前曾引发独联体和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今年继续向西耸动阿拉伯版块隆起碎裂。

　　无论如何，这是一场具有广泛和深刻世界意义的地区变革。横向看，其震荡烈度、辐射规模和连锁反应绝不亚于那场苏东巨变，区别在于，苏东巨变以众多国家重获独立和重择发展道路而告终，而这场变革并未导致国家主权易手和意识形态颠覆。纵向看，其社会和历史意义堪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区别在于，当时的政治潮流是反帝、反殖民及争取民族独立和自决，而当今的基本诉求是中低层群众由争取改善民生和保障公民权跃升为反不公、反腐败和反专制。这是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第二次跨越。

　　这场变革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内生性。

　　它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精英改良或军事政变，完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公民运动，不仅事先了无迹象，“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而且起初缺乏统一的组织、宗旨、口号、纲领和目标，呈现明显的盲动性和草根气质，并在对抗与磨合中逐步形成更高、更清晰和更统一的政治诉求——变革政权。

　　它也不同于以往异质文明进入而触发的冲突，而是从地缘政治位置和经社发展水平都处于核心区域的两个国家发轫，向周边国家和外围渐次传递，外溢效应迅速而显著，在当代国际政治史上颇为罕见。

　　自然地震主要是地壳内部力量的变化而引发。这场阿拉伯变革也只有从内部寻找成因才能理清来龙去脉。解剖突尼斯和埃及两只已经落地的“麻雀”，我们可以发现太多共性，甚至可以找到其他阿拉伯“麻雀”的相似性和同一性。

　　简言之，危机源自内力而非外力；诉求始于民生而非民主；症结在于整个社会系统需要改版升级而非简单修补。

　　二、“三高三低”映照民生多艰

　　民生艰难的对面，却壁立着万亿石油美元的海外资产及帝王将相穷奢极欲的排场奢华

　　突尼斯和埃及并非阿拉伯地区经济发展上的劣等生，相反，总的成绩单不乏良好和优异的国际评语。但是，两国的经济改革成果未能及时转换为百姓兜里的财富，反而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和本国经济结构升级瓶颈限制，普遍存在高物价、高房价、高失业率“三高”现象。

　　突尼斯的示威者最初利用暴力执法事件表达的是不满物价上涨，高呼“要面包”“要黄油”“要石油”“要饮水”；埃及的街头抗议最初被称为“大饼革命”，因为政府补贴食品难以为继，而黑市价格高得离谱。同时，飞涨的房价、房租与普通人的收入落差悬殊，导致大量青年无力买房甚至无力租房。

　　高失业率也严重困扰着突尼斯和埃及。2010年突尼斯官方公布失业率约为14%，中立机构估算在20%，15至36岁就业骨干群体失业率高达30%，部分行业甚至高达60%。突尼斯每年有8万名大学生毕业，却仅有2万人能找到工作。因此，城管人员羞辱殴打失业大学生并导致其自焚身亡，顿时引爆所有失业者心中压抑的怒火。埃及的失业率也比较高，过去3年官方公布平均约为9%，实则不然。以2008年为例，20至24岁年龄段失业率为51.1%，25至29岁为22%，15至19岁为18.4%；另外，高中毕业生失业率大致在55%，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为31.7%。

　　同时，这两个国家低收入、低保障和低幸福指数的“三低”问题相当严重。40%的埃及人日均生活费不足2美元，低于联合国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换言之，3200多万埃及人每天全部生活费用只够在北京买一碗牛肉面。埃及公务员月薪大约600元人民币，外企高级白领约为4000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很难让普通埃及人拥有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幸福满足感，甚至有报道称，60%的适婚男性无钱买房、租房结婚，40%的适婚女性也因经济拮据待字闺中。生计难保、幸福缺失的社会不满情绪无处不在，而且经岁延年，积累到临界点便一触即发。

　　民生危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也门、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约旦、叙利亚等国。数年前的统计显示，不足3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贫困人口却接近9000万，至少7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000万人失业，失业率甚至在沙特这样富甲天下的王国也高达30%。民生艰难的对面，却壁立着万亿石油美元的海外资产及帝王将相穷奢极欲的排场奢华。

　　三、贪权恋栈导致政体僵化

　　阿拉伯大佬们的晚节不保，再次证明一个著名论断：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受东方文化、政治传统和民族解放运动多份遗产的影响，阿拉伯国家在半个世纪前形成一批介于独裁与民主之间的“基利斯马”型权威领袖，如纳赛尔、布迈丁、布尔吉巴、萨达特、萨达姆、阿萨德、阿拉法特、萨利赫、卡扎菲乃至刚刚倒台的穆巴拉克和本·阿里，他们在带领人民实现国家与民族独立和提振国际地位等方面发挥过历史作用，做出过杰出贡献，进而长期成为国父般的精神和世俗领导，叱咤风云，影响世界。

　　但是，由于政治体制僵化，除个别被迫中止职务外，这些领袖无一不长期执政，把岗位“坐穿”甚至把江山“坐瘫”。这种权力垄断，不仅使大量社会精英无缘参与国家管理，推动社会进步，而且加剧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无能，并变相绑架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使所有权力依附于个人权威，社会进退取决于个人愿望、能力与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