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尧：伊拉斯谟的自我救赎

　　荷兰是人性自由的倡导者伊拉斯谟的故乡。在欧洲“文艺复兴”繁星满天的时代，伊拉斯谟以广博、精良的学识，给当时充满腐臭、荒唐、无知和迷信的西方宗教界引来一股人性的清风。他的名作《愚人论》中提倡的宽容、自由、博爱，成为西方所谓“普世”人权标准的重要理论基础。数百年来，以伊拉斯谟后人为荣的荷兰人一直把“人权”当做外交政策的主题词。人权几乎同风车和郁金香一样，成为荷兰的标志。

　　金融危机的持续深入使整个西方驾驭国际事务的能力受到削弱。荷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新思潮的洗礼，在人权观对外宣示上，不再咄咄逼人。自2010年10月荷兰新内阁成立至今，已不下三次强调人权在荷兰外交政策中的明显变化：人权是荷兰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关键是要将经济繁荣、安全和人权相统一。人权是稳定与安全的必要条件，目的是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联合国前人权专员玛丽·罗宾逊抨击荷兰在人权议题的“退却”，反对派议员认为荷兰正在人权领域失去传统的领导角色。面对种种质询，罗森塔尔外长毫不隐讳地表示，“我们不想对他国‘指手画脚’，而要向商业靠拢。荷兰仍然会批判那些侵犯人权的国家，但会更有选择性。”

　　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在经济紧缩、社会动荡面前，“神马”人权，“神马”自由，都是“浮云、浮云”……西方标榜的所谓自由、中立、宽容背后的暗影，一旦被现实的阳光照耀，就立即不由自主地颤抖。和600年前一样，伊拉斯谟的后世子孙在这个新的时代拐点，做出了和祖先相似的选择，他们不再抱残守缺，而是冲破阻力，力图探索人权观发展的新途径。

　　事实上，早在多年前，荷兰的对华人权观已悄然变化。1997年，中荷曾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紧张对立。而自中荷人权磋商机制2001年建立以来，中方通过两国各级别、各领域交往机会，通过大量翔实的数据和实地考察，使荷方亲眼目睹了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对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有了更深理解。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罗森塔尔在回应外界对中国异见人士处境的“关切”与“担忧”时坚定表示，荷兰不会对中国的做法作出强烈反应，“你必须寻求与中国对话，因为这最有效。在人权方面，荷兰不能什么都想包揽。”

　　在荷兰这样一个人权立国的国家，能发生如此转变，既有国际大环境变迁的因素，也与我们持之以恒的工作分不开。通过中国人权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们对中西方人权交锋的脉络逐渐清晰。西方对外输出人权价值观，既是其人权理论自身固有属性，又是掩盖其对外扩张实质的光鲜伪装。西方对华宣扬人权、自由、民主，抱有多重目的：对中国崛起的规范、限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取得成功的羡慕嫉妒恨，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无视东西方人权观差异，一味强加于人……

　　认真总结长期以来积累的转变西方对华人权输出的有益经验，有助于我们不断完善、改进中国人权形象的对内对外宣示轨道，增信释疑，有效化解西方针对中国的负面论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胸怀一份淡定，坚信路在自己脚下，坚定不移地在发展中不断完善推进中国人权事业。这是面对西方各色人权质疑的最有力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