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3日，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的中航通飞公司生产的各类飞机在进行展览，受到多国采购商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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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9日，载有大豆的中国船只停靠在巴西桑托斯的一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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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6日，印度新德里地铁首次启用国际合作研发的全自动无人驾驶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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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0日，几位外籍人士在江苏省南京市的人才招聘会上与用人单位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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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程遇到一些阻碍，但总体上仍在推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动，跨越国界的生产组织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常态，在新工业革命推动下，传统意义上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正被打破。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开放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为落实开放发展新理念，“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确立了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的目标方向。这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

“中国制造”成为要素全球配置的重要一环

过去30余年中国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表明，作为一项长期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既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顺应了全球化大势下分工深化、竞争加剧、格局重构、合作紧密的国际潮流。中国曾经是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的发展中大国，对外开放使中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释放，丰富了吸收利用能源矿产、先进技术、管理模式、制度经验等外部资源的渠道，有效缓解了中国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的要素瓶颈。

通过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与世界商品和要素市场建立了越来越多的接点，分享了全球化红利。中国正由全球化的接受者转变为全球化的推动者，“中国制造”成为要素全球配置的重要一环。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竞争力是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基石。开放环境中的国内企业必须直面“两个市场”的各种风险和竞争，塑造一批熟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具备一定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的企业群体，这些经受了国际市场历练的企业既是中国经济体系中宝贵的财富，也成为转型发展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随着开放进程提速，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互动关系得以强化。一方面，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部资源和国际市场的倚重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中国因素”进一步凸显，持续稳定增长和日益开放的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逐步增大，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界关注。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放缓，对外贸易下滑，但在全球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艰难复苏阶段的情况下，保持长期向好基本面的中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下降7%，这一降幅远低于同期全球和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额的降幅，使得中国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出口市场份额达到13%。对于需求萎缩、持续低迷的国际贸易而言，中国继续发挥着“稳定之锚”的重要作用。

发展新阶段需要开放模式的调整创新

时至今日，国际金融危机催生的贸易保护主义仍余波不断。面对保护主义回潮，建立完善新型全球治理机制的呼声日渐高涨。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积极通过创新区域经济一体化架构重塑国际经济规则，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东盟和中日韩等亚太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也在逐步推进之中。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一些新兴经济体中，由于国内大选等短期性政治因素与经济结构性减速和周期性放缓叠加，也出现对外开放止步不前甚至部分领域“开倒车”的迹象。在全球化进程中呈现的这种“攻守”策略反差，说明在创新开放理念、精准识别开放中的国家利益、掌控全球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等方面，不同国家间存在巨大能力差距。

受制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中国对外开放选择了渐进式的模式。这种渐进式开放道路的社会成本较低，不仅为中国赢得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不断提升的分工地位，而且也给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大、文化多元的发展中大国加快开放进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应该看到，随着以丰富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加快弱化，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与发展中国家优惠政策、低工资等区位条件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制造面临资本转移、优势空挡的现实压力。同时，作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新阶段，中国的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和开放利益诉求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一定差异，原有开放模式亟待做出全面调整和重大创新。

站在新的起点上，可以肯定的是：当今世界已没有哪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能够阻挡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也无法回避世界接纳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目前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赋予了其全新的国际责任。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

从以开放促发展的实践经验来看，当前国内结构调整、转型发展和体制变革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都需要在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中寻找解决途径，这恰恰是中央强调要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实现内外需协调、着力发展更高层级开放型经济、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的战略导向所在。

一要正视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变化，加强顶层设计，主动践行经济和贸易大国的国际责任，积极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的新渠道，不断提升贸易大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为迈向贸易强国营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要加快创新驱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进一步简政放权，消除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协调对内对外开放进程，优化营商环境，引导鼓励企业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打造价值链领导型企业，推动“中国制造”全方位提质升级。

三要契合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找准发力点，建设完善 “一带一路”“亚投行”“亚太自贸区”等平台，扩大中国对外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的发展空间，提升整合全球资源的综合能力。

四要坚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基本方向，准确把握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适时调整优化自由贸易区战略，以推动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为出发点，以加快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为战略重点，协调区域内主要一体化谈判的内容和进程，积极推进环境保护、投资自由化、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等新议题谈判，不断提高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标准、层级和质量，增强地缘经济政治影响力和塑造力。

五要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在娴熟、灵活运用各种国际规则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不断获取特定范围内的代表权以及充分的倡导机会等制度性话语权，逐步形成一定的国际向心力和凝聚力。在这一过程中，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既要主动争取自身的开放利益，又应为改善国际经济秩序、形成互利共赢格局展现更多诚意、付出扎实努力和中国智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制图：刘 慧

《 人民日报 》（ 2016年05月20日 2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