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7日发表该网编辑朱振撰写的题为《西方企业该向中国式创新学什么？》的文章。文章说，“不久前ASDA（英国第三大超市集团）刚换了首席执行官，继任者是沃尔玛中国区的总裁。西方企业开始意识到拥有中国经验的高管的价值，因为他们在竞争更激烈的市场历练过”，叶恩华教授说。

“5年之前，谁会想过这样的事发生呢？”

坐在伦敦校区的办公室，这位帝国理工大学商学院的市场和战略学教授，频繁提起今天中西方企业在创新理念和实践上的巨大差异。他与人合著的新书：“China's Next Strategic Advantage”（中文版译名：《创新驱动中国》，合著作者：布鲁斯·马科恩）刚刚出版上市。在书中他呼吁，西方跨国公司急需向中国企业学习管理和发展经验。

这本书的最终章写到：“几个世纪前，世界曾经向中国学习；过去几百年间，中国则耐心地向世界学习；现在，又到了世界重新学习中国的时候。这对每一位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言，都是一个最为紧迫的课题。”

向东方看、向中国学习，在西方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概念。去年7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名为《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已具备成长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的潜能；今年4月，小米创始人雷军登上了英国版《连线》杂志的封面，那本杂志认为，创立仅六年、估值已达450亿美元的小米，代表着中国科技企业的互联网思维，它的故事值得欧美同行借鉴。

但叶恩华的新书试图把这种理念提升一个高度。他认为，“中国式创新”虽然已被讨论很久，但今天才开始真正起飞。最大的推动力来自于三大要素的合力：成熟的生产制造能力、规模庞大的本土市场和迅速崛起的科研水平。

“在人类近代历史上，这种合力效应只出现过2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国商业帝国”，叶恩华说。无疑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但是向中国学习，学什么呢？

通过对数十家中国企业的走访，叶恩华在书中罗列出一系列案例以描述中国式创新的肖像，这包括：强势领导在生产研发流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产品定位对于用户需求的密切关注等等。

但另外一些案例，却更加引人思考。

在论述中西方企业的创新差异时，书中讲述：通过消除产品特性、改进工艺流程、降低材料成本（有时也会降低耐用性），中国企业倾向于提供品质并非最高、但更具“适用性”的产品。而西方公司设计的产品虽然拥有更好的特性和品质，但高昂的价格却无法让中国消费者买单。甚至一些西方企业因为过于顾及品牌的质量和声誉，无法将品控灵活“降维”，进而迅速被品质稍低，但价格更低、迭代速度更快的中国同行击败。

在另一种情境中：中国企业遵循“从失败中学习”的信条，推出新产品的速度让其他在华国际企业瞠目。“新产品或许不完美，但它也没有必要完美；基于客户的反馈，改进后的迭代产品很快就会出现，然后再继续改进。由于市场太大，在某一地区推出的产品并不会对公司的整体声誉产生大的影响。这样的策略虽然不适于拥有全球客户的大型公司，但对中国企业来说，却是非常有效。”

“过去我参加很多国际学术论坛和商业论坛，我向与会代表发问，西方企业能向中国公司学习什么？基本上得不到任何答案。但现在回答最多的则是：速度。西方企业现在太慢了。”叶恩华说。

案例所体现出的逻辑，在今天的中国商业战场耳熟能详。它一部分脱胎于硅谷“完成比完美重要”的互联网基因，代表着一种最新的经济形态：互联网被深度融合进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极大影响和改变生产要素的优化与集成。

“‘快速应变，在不断试错中发展’的模式，在西方更多还是在较新的互联网企业中流行。但在中国，即便是传统领域的企业，也已经接纳了这种方式。”

叶恩华认为，这代表一种思维的转变：“在过去20年中，只有很少的西方公司采用这种模式。但是中国的例子证明，这种方式是可以被广泛采用的。”

但不应忽视的是，这种高效激进的企业发展模式，如今在中国市场也面临争议。伴随着近年来兴起的创业热潮，很多创新企业笃信“极致、口碑和速度”。然而在林林总总的理念大旗之中，“快”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被客观量化的因素。相比之下，“体验”、“口碑”等用来真正衡量品质的指标，却常常在各种含混、主观、营销式的标准中被不断扭曲和消解。

“唯快不破”的理念会不会面临欠缺发展持久力的问题？

叶恩华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这种实用主义和快节奏，和中国企业的起家模式相关。”

这的确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式效率”与中国当下的市场环境密不可分。在一个丛林法则森严、制度规则相对不完善、企业家普遍缺少长期安全感，但同时又坐拥庞大用户规模且品味参差不齐的市场中，对速度的追求和对品质的妥协，代表一种生存智慧。

我又追问，今天更多的中国企业仍然是在高产出、低收益、低价值的领域徘徊。如何解释今天的中国仍难以出现像德国、日本那样，既能满足大众消费市场、同时也取得高利润率的产品和品牌？

“首先，大部分的中国公司是盈利的，” 叶恩华回答，“不应忽略的现实是，今天中国公司取得的盈利水平，在40年前都是零。而今天被人们所熟知的日本和德国公司，早已经告别了‘从零到一’的发展阶段。即便日本在1945年之前，也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工业化进程。”

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在中国舆论界有关“工匠精神”的讨论。有观点认为，在幅员辽阔、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市场，高速流动、高速传播和高度可复制的商业模式，更有利于调配利用资源。而如德国、日本那样，依赖在特定组织内部建构精细管理体系的“工匠式模式”，很难在此找到生发土壤。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构建在企业“求存基因”和用户“宽容与健忘”之上的速度和效率，让中国式创新伴随着越发浓重的营销驱动型色彩。主导中国式创新的真正思想和肌肉，并非来自对技术核心竞争力的追求。

与此相伴的，是研发设计抄袭成风、产品体验的可靠性下降和价格战泛滥，企业则普遍缺少深度知识沉淀、难以塑造起能真正创造高利润率的技术门槛。随之而来的，是创新型品牌的速成和速朽。

我由此发问，在呼吁西方企业学习中国模式的同时，是否也应当提醒他们注意这种模式的不足？

叶恩华表示：“中国公司的模式目前是成功的，因为他们采用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合理利用了人力成本、制造成本和市场规模的优势。中国企业之所以速度快，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

“当然，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企业员工对于领导的绝对忠诚。西方近十年来最成功的企业是苹果，苹果的员工对乔布斯是十分忠诚的。从这个角度看，苹果公司很像一家中国企业。”

但企业层面的繁荣，尚无法回答另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如今陷入艰难转型的“中国制造”，长期被产能过剩、人力成本飙升、贸易摩擦等问题困扰。随着东南亚国家配套体系逐渐成型，西方的厂商开始离开中国。在这种格局下，商业模式创新的繁荣，可以改善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吗？

对此叶恩华指出，中国如今达到了一个状态：国家经济整体的健康状况和企业个体的健康状况出现分化，这种状况在西方也存在。“就和美国一样，自动化和智能化让美国公司变得越来越繁荣，但是美国工人阶层却十分痛苦。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中国式的“速度与激情”已经催生出众多现象级公司，当这些速成的估值庞然大物站到了引领世界的风口浪尖，它们应该如何选择下一步的方向？

我问叶恩华，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取得极高估值和国际影响力的今天，中国是否会出现像1980年代日本企业那样相对清晰完整、具有普世意义的管理模式？

叶恩华表示：“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诞生一些革命性的管理理论。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收购西方公司，他们未来如何管理好这些西方公司，将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和研究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中国公司开始真正影响和改变这些西方企业的运营模式，那将是中国式管理模式真正诞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