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棚户区”的白人

　　除了贫穷的白人劳工，几乎所有美国人对未来都十分乐观。布鲁金斯学会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乐观的美国拉美裔穷人比贫困白人中对未来乐观的比例高三分之一；而非裔穷人对未来乐观的比例是贫困白人的三倍，虽然他们的犯罪率和失业率其实比白人高得多，也更容易成为暴力犯罪和警察暴行的受害者。经济学家卡罗尔·格雷厄姆认为原因在于，贫穷的白人遭受的直接物质匮乏程度虽然较低，但深受“不幸、压力和绝望”等无形而深刻的问题困扰。这可能解释了特朗普对他们惊人的号召力。

　　▲图：视觉中国

　　白人劳工的不幸始于20世纪70年代。高新技术、自动化、全球化和服务业的增长改变了美国经济的结构，蓝领的工作不断流失，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发现工资的增长停滞了，财富在社会顶层积聚，美国梦承诺的流动性越来越难实现。地区发展也开始失衡，科技与金融创新促进了美国沿海中心城市的繁荣，但南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却未从中受益。

　　更可悲的是，经济衰退的同时，公共政治生活也随之淹没，一些贫穷白人劳工沉迷在毒品中需求虚幻的安慰，一些人则投向了种族主义。随着白人从社会主流降格为多元文化中的一支，更多人决定加入本土主义的呼喊，来保护他们濒危的种族特权：像特朗普承诺的那样，在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建造围墙，以及回到美国还“伟大”的过去，那个白人确实还是政治与经济生活重心的时候。

　　特朗普喜欢告诉他的支持者，他们都是被精英操纵的政治制度的受害者。事实的确如此。政治学学者马丁·吉尔森和本杰明·佩奇对约1800份政策提案的研究表明，只有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支持的那些提案最终变成了法律。富人对政治的主导导致了剩下的所有美国人都被剥夺了，但对贫困的白人来说更加致命。

　　这里的“致命”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20世纪美国人整体平均寿命不断增加，只有一个群体，预期寿命从1999年开始反而减少：那就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年白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吉斯·戴顿和他的妻子在研究中发现，这个群体特别容易绝望，因为“对他们生活的叙事”已经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