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陈昔蒙】“我想真正接触中国，了解一个新兴市场是怎么运作的。如果顺利的话，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拥有自己的公司。”来自马来西亚的詹佳燊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今年24岁的他目前供职于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公司。

　　与记者采访的不少其他在华外国人相同，詹佳燊认为，“千禧一代”与老一代在华外国人有明显不同，比如更加有意识地通过社交融入当地，而不是老想着中国与自己国家的不同。“他们比以往更可能尊重中国的发展和创新的速度。而且，他们更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詹佳燊举例说，比如在华年轻外国人不再只使用WhatsApp，更愿意使用微信;除了北上广，他们也更愿意待在中国二三线城市工作。

　　在济南一家企业任总经理的庄世杰今年50岁，来自荷兰。2008年，庄世杰到北京生活，直到去年。他告诉记者，十年前由于举办奥运会，中国仿佛成为新的“黄金东方”，北京商务社交活动上都是雄心勃勃想来寻找发展机会的外国青年。不过，那时中国劳动力市场需要在某个重要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外国人，当时外国人社区“被牢牢控制在‘中国通’手上”，他们是在中国工作多年的专家或者经验丰富的人士，拿着公司非常优厚的待遇。而很多年轻外国人当时没能在中国立足。

　　“如今，‘中国通’变少了，有人退休了，有人因为中国的迅速变化使得他们的技能过时而离开。与此同时，来中国发展的绝大多数年轻外国人都是有备而来。他们主动学习汉语，并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商业。”庄世杰说，不少人与他一样，独自到中国，没有公司提供的优厚待遇。26岁的美国人吉米·塞伦特对记者说：“很多新一代外国人希望在中国创业，或者在创业公司工作。”

　　“我认为，除了语言技能外，‘千禧一代’并没有比老一代外国人更适应中国。大城市的外国人抱团现象，让他们在中国居住非常容易。”2002年来到北京的美国作家、历史学家章志劢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认为，“两代人”的共同点包括，大多数人待了四五年就会离开，一些人没拿到签证，另一些人要去别的国家继续深造，或者断定在中国的生活存在“质量问题”。庄世杰认为，世界许多地方的反全球化趋势可能会让一些人不倾向于到中国学习工作，与此同时，想要最好人才的中国也会对来这里的年轻外国人“比较挑剔”。

　　美国人塞伦特希望，北京在交规方面能执行得更严格些。当然，他认为北京好的地方多于不好的地方。每年，他都会参与组织北京精酿啤酒节。其间，他会告诉世界各地的酿酒人，为何他把北京称作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