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西方国家的选举过程中，令人意外的结果时常爆出。比如在美国，作为一个无视“政治正确”的亿万富翁，特朗普的当选给美国政坛带来不小的冲击。如今，特朗普执政已满一年，美国社会分化、党派争斗问题不断加剧，各方面对他的批评从未停止过。其中，特朗普选人用人的方式颇受质疑，也让人们对美国政府官员选任制度进行反思。

在特朗普的内阁成员中，除了白人男性占据多数以及多名成员军方背景、鹰派取向明显，更为人指摘的有三点：一是名单中很多人没有多少从政经验，只是与特朗普意气相投，属于“政治票友”；二是有任人唯亲之嫌，将家人任命为自己的高级顾问；三是富人当政。据有关机构估算，内阁成员的财富远远超过美国1/3家庭的财富总和。

这种大胆任性的选人用人方式，不仅打碎了美国教科书中塑造的政治家形象，动摇了中低层家庭出身的青年人也能成为政治家的梦想，也让许多人对美国政治模式开始怀疑、失望。对此，特朗普本人说：“我想要那些已发家成功的人！”

这种让发家成功的人治国理政的论调，也许像一些人所抱有的希望那样，能将这类人经商的成功经验转化为从政的有效措施，打破华盛顿的官僚主义。但事实早就证明，这是二战后西方制度自我调整过程中陷入的一种认识误区，也就是将政治简单地等同于市场，用效率原则衡量一切，试图用市场方法解决所有问题。在这种认识下，就会有部分人希望通过选一个成功商人来领导国家，解决传统政客们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近年来经济学领域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公共管理学中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反思，揭示了这种认识的内在缺陷。各国实践也证明国家治理远比公司管理复杂，效率只是国家治理追求的目标之一，而且还不是首要目标。国内关系平衡、国际关系调整，不能寄希望于一次选举、一个人转型就能实现。

进一步说，美国政府的组阁方式充分显示了“谁在统治美国”的制度困境。马克思早就精辟地指出，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工具。自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就一直通过制度设计、意识形态建构、思想观念驯化等多种方式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伪装其政权具有人民性、政治具有公平性。定期选举就是这样一种制度设计，以选举授权的方式，将人民的权力转变为少数代理者的权力，实现后者统治的合法化，并以形式上的平等自由参与掩盖选举过程的不公平和结果的不公正。并且，选举之后的治理问题并没有随之解决。

在美国，多党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政党分赃，也就是根据政治效忠而非能力来任命公职人员。尽管职业文官的出现确保了政府基本运行不受选举影响，但是总统依然掌握着重要职位的委任权。总统会用一些职位来回报竞选“金主”或关系密切者。随着竞选支出的不断增加，资本力量对于政治的影响更为深刻，干预政治的方式更为直接明显。有研究显示，从1953年到1980年的九届政府中，担任过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的有23人，其中10人曾是大公司董事或高级合伙人，8人曾是大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5人曾在华盛顿或纽约做过高级律师。除了核心职务，其他要职也是一样。比如，杜鲁门两年间任命了120名官员，49位是银行家或实业家，其他人也大都与财团有关。在奥巴马第一届政府中，1/3的成员来自游说团体。

因此，特朗普的内阁成员名单中富翁云集并非特例，只不过是资本在国家统治中力量日益明显的体现。美国政治学者自己也认识到，他们的民主制度可能正在倒退。对此，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