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钟捷，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德国南部重镇纽伦堡的老城中心，坐落着一座驰名世界的博物馆——日耳曼民族博物馆。入口顶端镌刻的文字透露出这座德语地区最大的文化类博物馆的目标——旨在成为德意志民族财富的聚集地。当然，这绝非虚言。且不论130多万件展品蔚为大观，它所收藏的各种精品佳作也不禁令人叹为观止。

它的名字首先折射出19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的光芒。我们今天知道，“德意志”是“日耳曼”中的一些部落组合，但在19世纪，把“德意志”等同于“日耳曼”的做法却极为常见。1846年，包括历史学家兰克和布克哈特、文学家格林兄弟在内的学者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学术会议，提出拓展“日耳曼学”这一新领域。日耳曼民族博物馆正是把这种新的研究方向付诸实践的渠道之一。它旨在保存日耳曼文化空间中的文化，呈现一种展示德意志历史、文学和艺术的完整原始材料的总目录。

它的选址恰恰契合了19世纪德意志境内文化版图的特质。1852年，德意志历史研究者与古代研究者大会正式决议把日耳曼博物馆放在纽伦堡，而非大邦之都，如普鲁士的柏林、奥地利的维也纳、巴伐利亚的慕尼黑。此举表明，推动者仍然期待在1848年革命于政治统一上无功而返后，能够在文化统一方面有所突破，而纽伦堡拥有上述邦都所不具有的历史文化魅力：它是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欧洲贸易东西大道与南北大道的交接点，承续着中世纪德意志经济地位之辉煌；它曾经作为重要的“帝国自由城市”，三次接待过帝国会议的代表们（1438年、1489年、1495年），扮演着“德意志中心地带之心脏”的角色；它还被马丁·路德誉为“日耳曼之眼耳”，素来是德意志文化与欧洲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节点。这样一些文化身份，让纽伦堡有别于任何一座极具政治内涵的邦都，成为当时依然兴盛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落脚点之一。

它的藏品立足于各时代德意志文化成就的巅峰。这里不仅展示了日耳曼人的早期生活遗存，更保存着文化史上彪炳千秋的各式作品。纽伦堡人、伟大的“德意志画师”丢勒在这里留下的作品数量之多令人咋舌，而且覆盖了画家从青年到老年、从青涩到娴熟的整个成长过程。博物馆收藏了欧洲现存最古老的地球仪——“地球苹果”。它诞生于哥伦布启动探险的那一年（1492年），反映了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欧洲人的普遍世界认知，也留下了德意志人止步海洋世界的诸多遗憾——倘若制作者马丁·贝海姆以此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青睐，得以指挥一次向西航行的探险，或许整个世界近代历史都会呈现不同的画面。尤为引人关注的是，这里还自觉担当起德意志统一进程的记录者，1848年革命的众多遗物得到了特别展示，如菲利普·范特的名作《日耳曼尼亚》。这幅高达数米的大型画曾高悬在1848年革命爆发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召开之地——保罗大教堂的内庭上方。日耳曼尼亚是19世纪德意志颇为流行的德意志形象。革命时代的日耳曼尼亚身披印有双头鹰的战袍，流露出对此前帝国历史的留恋之情；她左手持黑红金三色旗，象征着风起云涌的“统一与自由运动”；右手拔出宝剑，体现着革命者的战斗决心。1867年，这幅画被移到博物馆入口处。至此，革命虽已烟消云散，但德意志人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热情却透过“日耳曼尼亚”被保留下来。

日耳曼民族博物馆最初建立在一座破败的修道院中。当汉斯·弗莱赫男爵于1852年买下这座14世纪的修道院作为自己把玩藏品之所时，他并没有想到博物馆的后续发展。但在历史学家们决议把“日耳曼精神之所”放在纽伦堡后，他不仅迅速行动起来，为博物馆争取到来自国王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个人的大量资金，而且主动把馆长职位让给了专业人士。19世纪60年代起，博物馆的发展进入快速道。大量新展品涌入，出现了一些新展厅，如中世纪家具厅、玩具厅等。19世纪末，博物馆有过一次改造整修，增加了新哥特式展厅，展品陈列也出现了混合化的趋势，使得文化史的横向联系得以增强。

以宣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的日耳曼民族博物馆，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极端民族主义风潮中，也不可避免地沦为纳粹政权的宣传工具。然而，热衷于扩张和战争的纳粹政权终究是博物馆发展历史上的最大噩梦。1941年起，战时经济管制政策大幅削减了博物馆的经费，访问人数急剧下降。更为糟糕的是，战争末期的连番空袭，使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厅受损严重，一些地方变为废墟。幸运的是，其中大部分展品被事先转移到防空洞，所以才得以保存下来。

二战后，日耳曼民族博物馆再次复兴。除老馆得到修复外，20世纪80年代，颇具现代风格的新馆出现在老馆旁边。新馆外墙是玻璃，极大地增强了采光性；90年代初，入口外又增加了一条“人权之路”，整个展览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博物馆还有图书馆、文化档案室等机构。其资金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巴州政府和纽伦堡市政府三方。除此之外，鼓励个人捐助的基金会运行有效，不仅每年给博物馆带来大量资助，而且还增强了市民与参观者保护展品的自觉心。

目前，博物馆的常设展品有2.5万件，还不到其所有收藏品的2%。博物馆一方面积极设立各种课题，吸引学者利用藏品来推进研究，如对丢勒的研究、馆藏370件墓葬碑的研究等；另一方面，它还鼓励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在馆内举行相关研讨会。此外，博物馆正尝试通过数据化与国际合作的方式，让更多藏品可供世界各地远程参观，并向研究者开放。这样一种以研究为导向的意识，事实上成为博物馆得以持续发展、且不断充满吸引力的秘诀之一。

尤为重要的是，如同战后联邦德国的战略转向那样，博物馆也把“欧洲化”与“世界化”作为自己的主要方针。原本旨在宣扬民族文化的展品，现在华丽转身为欧洲文化的结晶，并进一步被定位为人类智慧的象征。当人们今天在这里参观时，17个常设馆和数个临展，以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方式，娓娓道出了德语地区长达数千年的文化演进历史。这里不再鼓噪着20世纪上半叶极端民族主义的辞藻，也同19世纪文化立国的初衷保持了一定距离。如博物馆的自我定位所言，它尊重所有文化，并希望成为“任何年龄层次、不同出身、教育水平不等与信仰各异的参观者在此感受与体验文化交往的地方”。

《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2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