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宜（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

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重要的区域文化品牌，正深刻融入上海构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建设规划，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关键平台，并在影视文化领域践行着上海的“源头”与“码头”作用，体现出对自我身份与空间功能的不断再认。在这一持续性的重构过程中，上影节逐渐形成了能够参与世界电影文化秩序、具有地缘特征的全新视角。在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中，这一视角一方面表现为对作为一种文化力量的“一带一路”电影的持续关注；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反对全球文化工业等级体系与霸权逻辑的国际视野。

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第一个获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F）认可的A类电影节，但“A类电影节”（竞赛型非专门类电影节）仅是FIAPF对电影节功能与特征的表述，而非规模与影响力的评判。除却同为A类的“三大电影节”（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与威尼斯电影节），B类电影节（竞赛型专门类电影节）中的釜山电影节与C类电影节（非竞赛型电影节）中的多伦多电影节也都具有极强的全球文化影响力。这些知名电影节内在地参与并主导了全球文化工业的等级体系，占据着全球影视文化生产链的高附加值部分。其中，欧洲电影节作为原生于欧洲大陆的地区性电影活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搭乘全球化的列车，迅速成长为世界性的文化议题，并依靠其先发优势所积累的“影响因子”，成为全球电影艺术价值的判断标准与地缘中心。

与戛纳、柏林与威尼斯同为A类电影节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文化格局。与之相似，在A类电影节的名单中，仍有大量的国家与地区电影节处在全球“电影节政治”的下游部分。基于这一现实，2016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倡议和推动下，参加第19届上影节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电影节人士共同签订了“一带一路”电影节战略合作协议。此后，上海国际电影节与沿线国家爱沙尼亚“黑色之夜”电影节、印度国际电影节、波兰华沙国际电影节等其他A类电影节展开战略合作，建立“人员互访、互荐影片和评委、互办专题影展和论坛、互换展台和市场推广”等机制，形成了国际电影节的全新地缘文化力量。2019年，这一文化联盟扩展到了33个国家38个成员机构，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共计有53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电影机构共1875部申报作品，极大地丰富了电影节的文化意义。

上海国际电影节对这一新地缘力量的建构，便集中体现为对多元电影文化的注视。本届金爵奖参赛影片、印度电影《木生日光下》以破碎化的叙事与风格化的语言，构筑了反类型却充满诗意的影像实践；而泰国电影《天堂之河》则以一种私电影的方式，对具有当下媒介技术特征的全新电影语言做出了实验性的探索。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对印度、泰国类型电影的持续引进，已经渐次打破了本土观众对印度“歌舞片”与泰国“恐怖片”的刻板印象，而电影节的传播平台，则为一个真实而饱满的民族电影形象提供了额外的展示平台。此外，在本届“地球村”单元中着重推出的印尼电影与伊朗电影单元，进一步体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对“一带一路”相关的、非全球文化等级体系上游国家电影的持续关注。

可以确证的是，这一聚焦的、平视的、特写的视角所呈现出的文化肌理，不会来自全球文化既存秩序的顶端，而只可能来自于一种平等的、国际性的观察角度。也正是基于这一平等视角，使上海国际电影节成为一种多元文化呈现的展台，因而具备了参与全球“电影节政治”影响力重构与话语权协商的地缘文化力量。

上海国际电影节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逐渐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的电影节品牌，这一难得的优势资源让上海成为一方面吸引全国、亚洲乃至全球的优秀电影作品汇聚之地；另一方面成为来自全球的电影发行商的聚集之地、不可或缺的展示和交易平台以及地位特殊的交流平台。而上海电影节以国际视角对全球文化治理格局的介入，以地缘文化展开对全球“电影节政治”的协商，则明确体现出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规划的具体内涵。

《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27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