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剂师称抗生素一半滥用 卖者趋利买者盲目

　　“超级细菌”威胁人类，再次将人们的目光引向抗生素滥用问题。1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公众慎用抗生素，对抗生素使用要坚持不随意买药、不自行选药、不任意服药、不随便停药的“四不”原则；14日，卫生部官网发布《专家解读耐药细菌知识》，再次重申这一意见。

　　虽然提醒和呼吁接踵而至，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医院和药店滥用、滥开抗生素仍是公开的秘密。抗生素如何成了医疗系统的“香饽饽”？如何规范抗生素生产、流通和监督机制？

　　乱象：药店不守规定医院把关不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3年发文要求，自2004年7月起，所有零售药店必须凭执业医师处方才能销售处方药。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消费者经常自己随意“开方”使用抗生素，在药店不用处方也能轻易买到，一些药店打着“坐堂医”的招牌，变违规为合规。

　　哈尔滨市的程女士因患结膜炎去药店买眼药水，店员以氯霉素眼药水不好使为由向她推荐了价格28元、属于抗生素范畴的氧氟沙星眼药。“平时有个头疼脑热、感冒等症状，就会自己到药店买些药，就是为了快点好。”程女士说。

　　日前，记者来到北京市复兴门一家药店，向工作人员询问没有处方是否可以买抗生素。对方得知记者身份后告知，没有医生处方不卖。然而不一会儿，另外一名工作人员却向一位没有处方的人销售了处方药，并表示处方可以让坐堂医“补开”。

　　在一些药店，没有处方的消费者只需在药店的登记簿上记录姓名和药品名称就可以买药。记者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一家药店登记簿上看到，近两个月，在该店购买过“阿莫西林”、“阿奇”和“诺氧沙星”等抗生素药物的多达60余人，占所有登记数量的80%以上。记者提出“登记”是否可以代替“处方”，店员表示他不清楚。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滥用抗生素也出现在医疗服务环节。虽然卫生部等部门均有关于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的有关规定，但在实践中仍难以不折不扣地执行。据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刘国祥教授介绍，在对黑龙江省部分县区卫生所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前来就诊的80%患者使用了抗生素类药物治疗。专家表示，这样大规模使用抗生素的情况对于主要负责一般常见病治疗的基层卫生机构并不正常。

　　“我国抗生素有一半是滥用的说法一点不为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院抗生素管理委员会成员曹照龙说，特别是在外科手术中超量使用、越级使用强效抗生素的情况较为普遍。

　　根源：卖者趋利买者盲目监管环节漏洞仍存

　　曾任北京市一家连锁药店分店店长的张先生指出：“药店敢于置国家禁令于不顾，更多是出于利益驱动。由于抗生素类药物利润一般较高，因此药店更乐于销售抗生素类药品。如果完全规范了处方药买卖，药店开出的抗生素可能会减少80%以上，药店利润可能降低20%之多！”

　　在哈尔滨开有三家药店的孙先生告诉记者，除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大品牌抗生素产品外，很多中小型抗生素药品生产厂家和代理机构往往会采取给药店回扣或返点的方式争取市场。例如，商定好卖出一盒药品给药店销售人员多少比例的提成，鼓励药店销售人员出售和向顾客推荐自己的产品。

　　一些医生表示，部分患者对抗生素的依赖心理也是导致抗生素被滥用的原因之一。医学界流传这样的俗语：患者偏好“三素一汤”，即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打点滴。

　　“医生滥用抗生素固然有‘客观’原因，一些背后的推手更不容忽视。”南京一家三甲医院药剂科丁医生介绍说，每年到了药品招标的时候，医药公司都会格外活跃。虽然近年来社会对药品回扣行为的监督日益严格，但堵不住医生“吃回扣”的漏洞，行业潜规则始终未被打破。除贿赂现金、赠送消费券和购物卡等，还有一些隐形回扣，例如为医生创造旅游机会、召开学术会议等。

　　曾在北京一家制药厂做销售总监的陈先生向记者透露，医药代表通常会有一笔专门的“营销费用”，主要用来公关各医院具有处方权的医生。“一般的药品回扣在一个到一个半点，也就是10%~15%，而抗生素的回扣一般在20%至30%。企业一年的‘打点’费用动辄上百万元。”

　　对于目前抗生素市场流通方面存在的问题，药监部门开展的清理整顿效果有限。北京市药监局稽查监督处副处长李江宁说，他们对药店经常检查，但无法对药店持有的药方进行核实；检查网上药店只能找到其实体进行检查；全市2000名药监执法人员面对20万户检查对象，监管力量严重不足。

　　曹照龙表示，现在许多医院都建有抗生素管理机构，医生滥用抗生素会面临惩处，但在开展具体调查工作时却常常面临困境。例如对抗生素使用往往采用抽样检查，在上千份病例中抽取几十份，覆盖不了全部问题；一些即便被怀疑抗生素使用超标或越级的病例，也可能因为病人已经出院而无从核实。

　　对策：强化惩治力度切断利益链条

　　医学专家提醒，抗生素研发周期已从最初的一两年延长至眼下的十余年，病菌抗药性却由半世纪前的二三十年缩短到三四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说，“超级细菌”的产生与抗生素滥用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抗生素的不正确使用，耐药细菌不断“升级”，因此严格规范抗生素使用在我国已迫在眉睫。

　　杨宝峰认为，我国抗生素使用和管理存在漏洞，部分规定没有严格执行。从抗生素药品的生产、到医生开具药品，药品在药店出售以及患者购买四个环节均存在抗生素滥用的隐患。抗生素的滥用会明显导致其使用寿命缩短，如这一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我国未来就可能面临无抗生素可用的危险局面。

　　一位临床医生告诉记者，发达国家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相对完善，首诊转诊制度也相对健全，家庭医生覆盖面较广，患者能够享受到较好的医疗卫生服务，因此通过医生合理使用抗生素并非难事。而目前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有限，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依然存在，患者为图方便往往不去医院排队看病，而是选择直接去药店购买抗生素药品，这也是导致凭处方购买抗生素的规定执行难的重要原因。

　　刘国祥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尚不健全，以药养医体制弊端依然存在。医院对药品收入过度依赖，往往给患者开具价格较高的抗生素药品。同时，医生收入和检查费用相对较低，又进一步加重了对药品收入的依赖。

　　李江宁建议，按照现行的规定，药店违规销售处方药的上限处罚为罚款1000元，额度太低，不足以对药店违规经营产生震慑作用。应提高全社会对安全使用抗生素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各相关法规间的衔接，并通过加大惩处力度来提高不法商户的违法成本，营造安全、合理用药的社会环境。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