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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受阻 流动机制不公

2010-11-03 07:40:00    作者:杜安娜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阶层固化”挑战中国

  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

  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文章感叹,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

  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的组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

  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真的越来越大了吗?

  文/本报记者 杜安娜

  读书者

  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

  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为何造成缺考人数多,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观原因。但有媒体报道,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工作的周兴在家乡被传为神话。10年前,这个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农村一个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东某著名大学,从而人生发生转变。然而,近年来,这个神话成了绝版。

  “近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学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几乎绝迹。”周兴觉得很惋惜。

  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周兴的乡亲中,能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并不多。“靠地吃饭的农民一年能攒下几千元,算是好的。”周兴说,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赚钱。现在家里的孩子们要么去读技校学手艺,要么就外出打工挣钱。

  从古至今,“读书受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式。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贫寒子弟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许多人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这种观念正在慢慢发生了变化。

  录取差距致农村大学生少

  “他们也想孩子有个好出路,不过,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靠读书改变命运已成记忆。”周兴有些感慨,“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想考到县城的好高中。虽然试卷相同,但我们的录取分数必须比县城的学生高10分。”

  这个道理在高考录取中也是一样。全国各地学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学的分数就高于北京市户籍的学生。有调查显示,在重庆市,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数占到17.19%,2009年更是达到30%。而农村的孩子更少有获得加分的机会。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调查显示,即便是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

  考上大学也难有好出路

  “考上大学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从安徽六安的农村读书出来的李伦,其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常听到父亲感慨,“靠读书出人头地也难”。他的家乡是典型靠“打工经济”发展起来。“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反而是自己这种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买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没能力再给父母在家盖楼。”李伦说,以前回家过年,乡亲们都投来赞誉的眼光,现在反倒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李伦感慨,虽然读好书仍然是乡亲们亘古不变的“信条”,但他们也逐渐有选择性地趋利避害,即便是读了好大学,没有路子,也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

  打工者

  改变命运的梦难圆

  “现在给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少了些。”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龙乐豪如此感叹。他幼时家庭贫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11岁的龙乐豪才得以读小学,日后并有机会去改变命运。他说自己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农村娃娃,能够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机遇。

  20年来,在中国农村,出门打工改变命运,衣锦还乡的梦想一直流传着。

  许多年轻的农民工正是怀着这样一个“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是随即,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淘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见增加。受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们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背井离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

  今年19岁的杨王邦是广西钦州的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当他的同龄人正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已经是南宁一家炸石厂中有着三年工作经验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辞去了这份每月工资1500元、看起来“还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与正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杨贵合一起工作,“父子有个照应”。

  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杨王邦说,自己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两岁的堂哥见多识广。堂哥告诉他,出来打工就是见见世面,感受一下城市,发财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能够不做普通的纯劳务工作,找一份技术性强的岗位工作,才是他们踏踏实实的前途。

  在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眼里,城市并没有他们改变命运的梦。

刘宝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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