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动人口预计达两亿人 挑战人口普查准确性

瞭望东方周刊2010047期封面

　　人口普查内情

　　80亿投入能否摸清人口家底

　　“六普”的最大挑战仍来自庞大的流动人口

　　《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推进到今天，在顺利完成浩浩荡荡的入户访谈后，又进入了细致的复查阶段。

　　这项前后历时三年多、全国各级财政投入或将达到80亿元的国家工程，能否圆满完工？对此，公众充满期待。

　　流动人口挑战普查准确性

　　如果仅从各项投入来看，人们有理由对此次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动用人员最多的全国人口普查报以期待，特别是将误差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此前已有媒体报道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误差率将不会超过千分之五。

　　1982年“三普”的净误差率为千分之零点一五，1990年“四普”净误差率为千分之零点六。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专家咨询组组长孙兢新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从理论上讲，自“三普”开始，中国就已拥有了完整的质量管理系统，试图确保准确性。但在实际操作中，数据准确性一直遭遇着各种挑战。

　　人口普查的数据准确性在2000年“五普”遭遇了最为严峻的挑战。全国人口普查入户调查前都会安排一个摸底过程，通常摸底的人数和最后登记的人数基本相当。然而，“五普”摸底数据汇总上来后却出现了预料不到的情况：总人数少了。

　　“人口统计有连续性，除了‘四普’数据，每年国家还有一个千分之一的人口抽样调查。1999年的抽样调查结果是12.59亿，这个数字是各方面基本认可的。2000年的普查结果不会比这个少。”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主任卢春恒向本刊记者解释说，“搞人口普查首先要交人口总量。总量如果不够，就没法交账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全国普查办要求各地紧急复查补漏。原先规定10天的普查登记时间，复查补漏又用了20天。通过“事后质量抽查”推算，“五普”的漏报率达到了1.81%，比“四普”漏报率扩大了30倍。

　　事后，卢春恒和同事们总结漏报原因，最终发现是在方法上出现了问题---“五普”首次使用“常住人口”的概念统计人口，其中规定居住半年以上或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就算“常住人口”。

　　“但是一个流动人口，年初离开原住地，待了几个地方，每个地方都不超过半年，这样他在哪都不算常住人口。结果在流入地、流出地都没登记。而且很多地方也不愿意多算，怕人口指标冒了。最终这部分人就没有认定。”卢春恒坦言，虽然在设计“常住人口”时已经考虑到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没想到影响会这么大，“实际存在的情况，比想象中复杂许多。”

　　“两头堵”

　　遭遇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对流动人口的规模和影响力都估计不足。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顾问咨询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表示，中国的流动人口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有几百万人，“1982年普查才200多万人，2000年普查却一下蹿到了1.77亿。所以‘五普’前，人们对流动人口的情况很陌生。”

　　卢春恒说，以往只要搞清户籍人口基本就能了解人口情况。但2000年时随着人户分离加剧，无法再以固定而简单的方式确定人口数量。

　　一个常见情况是，因为不愿意交费、办暂住证，流动人口“很怕”普查登记。特别是车站和地下通道里的流动人口，一见普查员就逃之夭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普查不可能再创造‘三普’那样的‘世界奇迹’。”卢春恒感叹。

　　“六普”在吸取“五普”经验的基础上，改变了普查登记对象。“这一次普查员遇人先不判断，见人就登，见户籍就登，不光在流入地登记，在户籍地也登记一些基本信息。”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副司长赵云城介绍说，“这个办法的出发点就是‘两头堵’，保证流动人口漏不掉。”

　　他告诉本刊记者，两边登记完之后，由计算机汇总软件来判断，不会造成重报。

　　“六普”面临的情况是：中国的流动人口在“五普”以来的10年间已增长了一倍，预计2010年已达两亿人左右。多位参与普查的人士均表示，“六普”的最大挑战仍来自庞大的流动人口。

　　“误差是必然存在的，在看待普查数据准确性时，需要更加客观的态度。”卢春恒说，国际上人口普查的误差范围在2%至3%，只要不超过5%都是可以接受的。

　　赵云城介绍说，对新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普查的准确性。有的国家在普查中已经使用到PDA等数据辅助采集系统，在普查员发问的同时，数据就进入数据库，“对我们来说，这个技术是个方向，但是成本巨大，经费还难以支撑。”

　　他解释说，80亿元是各级财政投入“六普”的总资金量，“平均到每个人的成本就是六块多钱人民币。美国今年也搞人口普查，花了140多亿美元，但他们只有3亿多人口。”

　　难以拿捏的政策协调

　　“值得注意的是，‘五普’中低年龄组的漏报率很高。”在著名人口学家、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看来，缩小普查数据的误差并不仅仅是关注“流动人口”，也要在低龄人口的登记上下一番苦功。

　　在2000年人口普查国际研讨会上，时任国家统计局人口社科司司长的张为民曾指出，“五普”中0至9岁的人口漏报多达3014万人，而“四普”时在这个年龄段的漏报人数只有1254万人。

　　低龄人口的漏报一方面是因为超生户要避开处罚，不肯如实申报超生的孩子；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基层政府担心如果普查结果与过去上报的出生人口不符会被问责，于是对本地区的普查结果进行了“调整”。

　　“对于低龄人口漏报问题，不能简单从技术层面去反思。还必须通过社会政策的调整去解决。”梁中堂提出。

　　卢春恒也表示，各项政策的协调对普查数据准确性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必须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比如通过人口普查，把公安部门的户籍整顿弄好，调查内容也得对地方政府有一定作用，否则只对中央政府有用，地方会觉得我花那么多钱干吗，没有积极性，起码要保证省这一级的积极性。”

　　从保证数据准确性的角度考虑，普查结果最好不作为对超生户的处罚依据，或者减轻超生费的处罚。而“六普”期间确实也公布了“超生孩子可以根据政策规定落户”的宽松政策。

　　但这些做法能否落实，却打上了重重的问号。“五普”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也出台过“从宽”的意见，然而在基层实际操作中却走了样。

　　“最经典的一例是青海某县。在政府广场上正通过喇叭宣传‘普查期间，超生户不处罚’。有关部门就在政府办公楼里放出话来：‘说不罚，到最后还是罚款，不能借人口普查，搞十年一大赦’。这话被老百姓传了出去，县城里的超生户自然害怕‘秋后算账’。”参与过多次普查工作的国家统计局计算中心原主任黄辉说，各种“从宽”措施都会在实践中打点折扣。

　　卢春恒表示，只能让基层普查员多做工作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以防疫站的疫苗接种情况来佐证出生人口数字。总之，既要坚持基本国策，又要适当灵活处理，搞准数据，这个度确实很难拿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