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四川联手解救"黑雇工" 调查揭黑色利益链

12月11日， 新疆托克逊县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的工人在劳动。

　　秦 鹏摄（人民图片）

　　核心提示

　　新疆托克逊县佳尔思建材厂发生的非法用工案浮出水面。12月14日，12名智障“黑雇工”被解救，案发后逃跑的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

　　此案背后，是一条怎样的黑色利益链？企业非法用工数年，监管部门为何迟迟未能发现，该负什么责任？

　　12月14日20时30分，新疆托克逊县人民政府通报：在四川警方帮助下，佳尔思建材厂非法用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李兴林（佳尔思建材厂法人代表）已于14日被抓获，随后李兴林之子李成龙在成都被抓获。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曾令全也被四川警方以“非法经营罪”拘押。被李氏父子带走的12名“黑雇工”全部获救。

　　工厂“黑雇工”

　　恶劣环境下，一年工作365天，一分工钱都领不到

　　12月10日，冬天的戈壁滩寒冷而荒凉，托克逊县库米什镇工业园区内大部分工厂已经歇工，只有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机声隆隆，忙碌依旧。

　　走进工厂，只见地上近20厘米厚的粉尘没过脚踝，飞尘四扬。一位穿着破烂夹袄的工人把大石头一点点敲碎，另一位工人蹒跚着，推着小推车，把石碴送到粉碎机旁；机器旁一位工人铲一锨石碴，停一下，提提系着尼龙绳的裤子，再铲一锨……简单、重复的劳动，呆滞的眼神，迟缓的动作，没有一个人说话。

　　工人们头上、衣服上都落满了厚厚的粉尘，除了一名工人的鼻子上“挂”了片烂布外，没有一个人戴防护口罩。

　　2008年年初，李兴林夫妇承包了这家工厂。谈起使用“智障工”，老板李兴林非常得意：“工人在这里可以吃上饭，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行善。”

　　40岁的工人王力偷偷告诉记者，他的家在黑龙江望奎县，两年间他逃跑过两回，都被追回来，惨遭毒打。被问到是否领过工钱，已经干了4年活的刘双辉说：“还没跟老板说呢。”

　　附近一家石英厂的王老板说，“库米什镇工业园区的工厂一般每年10月停工，来年3月复工。因为劳动强度大，工人每天的工资最少150元。可一年365天，佳尔思厂从来没停过工，这些工人一分工钱都领不到。”

　　后经查实，该工厂的12名“黑雇工”都是智力障碍人员，其中，四川籍5人，安徽籍1人，黑龙江籍1人，河南籍4人，甘肃籍1人。

　　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库米什镇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非法使用“智障工”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12月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作出批示：即使“上天入地”，也要把不法分子缉拿归案、依法严惩、公开处理，还人民群众一个公道。

　　黑色利益链

　　一人“收集”，一人使用，智障者成“挣钱机器”

　　面对记者调查时，老板李兴林并不承认非法用工。“我和四川省渠县乞丐收养所（也称四川省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签订过用工协议。”果然，李兴林拿出了一份《劳务协议》。

　　这份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08年9月9日，上面没有任何公证机关证明，只有两人的指印。协议书上写着：经甲（李兴林）、乙（曾令全）双方协商，甲方用乙方（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第二批队员5名，并一次性支付乙方9000元，甲方支付每人每月工资300元，以银行汇款方式支付给乙方。如果甲方丢失乙方队员，每丢失一名赔偿1000元。

　　用比市场价低得多的人工成本，获得更高利润，是李兴林的如意算盘。他的合作者——四川“渠县残疾人自强队”负责人曾令全做的却是“无本买卖”：从社会上“收集”智障流浪汉，“卖”到佳尔思建材厂当工人，工人工资全部汇到他的个人账户。

　　两人合伙组成了一条非法倒卖、雇佣“智障工”的黑色利益链。

　　12月13日，记者电话询问四川省渠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等单位从未在该县登记注册过。

　　谁的责任？

　　成立工作组，调查监管不力的部门和人员责任

　　目前，12名智力障碍的“黑雇工”已被成功解救，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排。托克逊县政府将核实12人在佳尔思建材厂打工期间劳务报酬，尽快发还其本人。

　　这次事件，再一次挑战了人们的良知和道德的底线。惊愕、愤慨之余，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

　　人们不禁要问：企业非法用工多年，相关行政执法部门是如何履行职责的？四川这家派遣公司打着福利机构的幌子，多年挂牌非法贩卖劳动力，为何不予查处？

　　新疆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白莉认为，正是这种监督的乏力、不力、甚至不作为，才使得非法经营者能够蔑视人的健康和尊严，挑战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托克逊县常务副县长杨锦也表示，“黑雇工”事件和政府部门监管不力有关。库米什镇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从2006年成立至今，其“黑雇工”问题一直未被发现，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托克逊县委组织部、纪检委已经成立工作组，对相关监管不力的部门和工作人员进行彻底调查，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同时，组成数个工作组对全县劳动用工情况进行“地毯式”大排查。

　　白莉说，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智障人士权利的法规。然而，仔细研究条文，不难发现有些规定过于笼统，具体落实存在问题。

　　比如，政府建立的社会救助站，只规定救助城市无家可归的乞讨人员。在城市以外的农村，家庭无力供养和无人监护的智障人员如何获得救助？救助站仅仅解决智障人员暂时无人看管的问题。他们被遣返回去之后，如果又遭家人遗弃或无力照管，他们的权利如何得到保护和救助？

　　白莉认为，应当建立一种可持续的、长效的法律机制，才能使智障人员得到更加人性化的保护。

　　白莉告诉记者，“只有司法部门的严格执法，才是智障人员得到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惟此，悲剧才能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