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提议适时及时推出遗产税

　　3月1日，个税起征点提高获国务院通过。除此之外，连日来，我国部分省份上调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大都在10%左右，一些地方涨幅超25%。2日，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1年最低工资调整方案，4月1日起，深圳最低工资标准将涨至1320元，同比涨幅达20%。

　　所有的这些民生举措，都指向一个方向收入分配，个税起征点提高获通过更被视为开启了中国一揽子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幕。

　　如何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拉近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扭转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成了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在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公务员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群体，在老百姓眼中端的是‘金饭碗’。”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说。

　　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应该实行公务员薪酬与社会平均工资挂钩制度，并定期向社会公示，同时尽快取消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所实行的“双轨制”，实行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黄方毅委员更是举出了具体的例子。他说，2007年底北京市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平均是1380元左右，而机关干部养老金平均则在4000元以上。前者只为后者的1／3。

　　黄方毅说，国务院连续数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彰显了中央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但更重要的是从制度设计层面纠错。黄方毅建议，统一调整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标准，同等情况的退休人员无论在企业、事业、还是机关单位养老金增长标准是一样的。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目前我国各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并非完全是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一些方面是由行政和行业垄断带来的。

　　“核心就是行业垄断带来的高额垄断利润。要打破垄断，就要引入竞争机制。”张育彪建议，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行业，都应切切实实向民间资本开放，对民间资本在政策、服务等方面一视同仁。不能向民间资本开放的行业，一方面要增加国企数量，扩大竞争；另一方面要严格设定行业薪酬标准，不能高居于全社会平均薪酬之上，特别是要严格限定国企高管的年薪，杜绝出现动辄数百万、上千万的“天价年薪”。张育彪认为对国企高管年薪上限应该统一规定为100万元。

　　政协委员郑凡则建议，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应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报告企业的情况，包括企业高管的超高收入究竟是多少，企业高管收入的依据是什么等等。

　　“现在，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差距过大。”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中国亿万富翁增长速度据说在亚太地区是最快的，我们进入全球排行榜的富翁人数大概仅次于美国，他们占有财富的比例越来越大，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第一代富翁已经面临着把他们的财产向第二代转移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如果不适时及时地推出遗产税，就会把这一代形成的不平等收入遗传给下一代。

　　3月2日，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宣布，将向每名成年市民派发6000元港币，并将薪俸税应纳税额度削减75%。有鉴于香港还富于民的做法，致公党中央在一份提案中就建议在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可以考虑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者发放消费券，同时延长免费义务教育的年限，由9年制义务教育延长至12年制或15年制。（深圳特区报北京3月3日电 ）

　　顺应代表委员呼声，在昨天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开幕式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做2011年工作部署时表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二五规划建议》也明确提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据了解，国家有关部委也正在积极制订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代表委员的期待有望逐渐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