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博弈：企业决定工资待遇时代正在结束

　　《瞭望》文章：“民工荒”下的博弈

　　“反而是有些政府部门落后于形势，替企业多操心”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攀

　　今年春节后，珠三角地区再度出现“民工荒”。同一个故事，有着大异其趣的说法。

　　许多企业痛陈，用工成本上涨给其带来诸多“冲击”、“压力”和“困难”。此类用词也频频出现在不少地市政府和一些专家学者的报告中，他们甚至担心，“中国制造”的优势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正在减弱。

　　而在大量农民工眼里，这样的劳动力市场景象正是他们乐意看到的。在广州郊区的工业园里，27岁的贵州农民工张志峰拖着行李走进了招聘会场，他说：“现在是我们挑企业，不是企业挑我们。”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民工荒”、“招工难”，说明工资待遇由企业单方说了算的时代正在结束工资待遇由企业单方说了算的时代正在结束。据他了解，许多企业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并主动提高工资，“反而是有些政府部门落后于形势，替企业多操心。”

　　工资VS.利润

　　一家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在珠三角地区设立了一家独资公司，在中国招了约1800名员工，它为基层员工开出了这样的工资：

　　在2009年2月，一名技校毕业生的基本工资540元，职能工资256元，刚刚超过政府划定的底线——当时当地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为770元。

　　到2010年4月，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已提高到920元，同样的工资条显示，基本工资729元，职能工资330元，还是只超过底线少许。

　　在该企业同一岗位工作、同住一个宿舍的两名员工说，除工资外，他们每个月会获得全勤补贴100元，生活补贴65元和住房补贴250元、交通补贴80元，再扣除养老保险132元、医疗保险41元、住房公积金126元，那两年到手月工资分别在1000元和1200元上下。

　　拿到这笔收入后，支出每月房租250元、吃饭300元、电话费100元、日用品100元、工会费5元，已所剩无几。

　　2010年5月，工人们不愿忍受了，他们开始长时间停工，要求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

　　谈判期间，资方多次强调，他们的工资制定符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工人要求的工资上涨幅度超过了企业的成本预算，无法接受。不过，他们一直不公布企业的真实成本和财务报表，其理由为需要海外总公司批准。

　　工人们坚持自己的要求，当地工会和政府部门亦介入协调。最终，资方答应将一线员工的月工资提高500元，其中300元加在基本工资上，66元加在职能工资上，另外还给予134元奖金。

　　而关于年终奖条款的谈判，劳方还取得了“意外”的胜利，揭开了资方财务报表的一角。

　　据知情人士介绍，在2010年12月18日举行的年终奖谈判会议上，资方提出按照两个月工资(基本工资加职能工资)总额标准发放奖金，这和工人要求4到6个月总和的要求相差甚远。

　　“怎么办？我告诉资方，工人是不是无理取闹，请企业拿出经营数据说话。”指导这次谈判的广东省总工会巡视员孔祥鸿介绍，该公司总经理一度非常抗拒，最终迫于各方压力，公布了这一数据——当年企业税后利润达到1.9亿元。这意味着，2010年是员工工资增幅最大的一年，同时也是企业投产以来效益最好的一年。“要不是把企业的数据逼出来，任何人恐怕都难以想象这一点。”孔祥鸿说。

　　数据一公布，接下来的事便顺理成章。按照通行的利润率折算，企业应当支付工人相当于3.3个月工资总额的年终奖，最后劳资双方协议达成：按3.5个月工资总额发放。

　　孔祥鸿回忆其时场景：“17名工会代表举手表决，5分钟不到，一致通过。资方经理表示惊讶，我说，只要合情合理地了解和回应工人的诉求，工人就会理性看待企业的发展需求。这没有什么好惊讶的。”

　　据孔祥鸿计算，由于年终奖的发放，该企业一线普通员工将获得大约5200元的一次性收入，其他岗位则会更多。即便如此，企业整体奖金发放也就在千万元上下，只占全年企业税后利润很小一部分。

　　“不是不能涨，而是愿不愿意涨”

　　在企业云集的珠三角，前述利润倒逼奖金提升只是一起“非典型”案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明处的只有工资单，财务报表依然“神秘”。资方往往将成本和经营压力作为工资协商进程中的主要谈判理由，同时又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布企业财务状态。

　　对此，深圳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副部长王鸿利说：“当前我国的制造业还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一些企业的盈利能力确实比较低，但这不能成为企业压低工资的理由，劳动者只要按照企业经营者安排的流程和时间提供了劳动，他就有权获得相应的报酬，并且报酬增长要能跟上全社会收入增长的步伐。企业的亏损或盈利和工人的基本权益没有直接联系，企业没有理由要求工人用自己的工资为企业的亏损买单。”

　　即使在一些企业家看来，工人的工资单和企业的财务报表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东部沿海地区一家大型民营钢铁企业的负责人为此给本刊记者算了三笔账。该企业总资产超过160亿元，拥有员工1万余名，其中普工和一般技术工人占70%。

　　第一笔账是加薪带来的成本账。这位负责人表示，其企业每月工资支出为2950万元左右，“五险一金”由企业承担部分的支出，每月620万元左右；其他各类奖励补助和福利发放，每月250万元左右。人力资源成本占企业生产总成本的3%，“五险一金”由企业支出部分占企业全年利润的3.9%。

　　该负责人计算，以每人每月加薪400元计算，全公司一年下来增加人工成本5000万元，“乍一听好像很多”，但企业年销售钢材500万吨，增加5000万元，只相当于每吨钢材成本增加10元。“在钢铁行业，10元是钱，但绝不是什么大钱。因为钢铁行业生产链条很长，只要管理严格一点，工人工作认真一点，每个环节都可以省出钱来。”

　　第二笔账是加薪之后的效益。该负责人认为，有些企业只计算加薪支出的成本，却不算加薪之后职工给企业带来的效益，是只看出账不看入账。在其看来，加薪能够保障员工队伍稳定，减少企业的招工成本和培训成本，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率，提高产品质量。

　　王鸿利也说：“深圳一些企业成功的工资协商证明，劳动者工资的提升，一般都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企业凝聚力的增强，对企业利大于弊。”

　　第三笔账是工资单背后的企业“良心账”。“目前企业加薪的空间是有的，关键是看老板的良心空间够不够。调整分配制度，企业要主动一点，有风度一点，老板少赚一点，让员工多得一点。”该负责人说。

　　王鸿利也表示，我国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也愈来愈突出，广东省的情况更为严重，2000年以来，广东省的工资涨幅已经连续多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更是下降至38.7%。政府和企业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有比例越来越高，“在这一大背景下，可以说绝大多数企业不是没有提升工资的潜力，即使大幅提升工资，也只是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正常回归。”

　　他以富士康为例说，此前在工资协商中，企业始终不松口，只答应将工资提高3%；去年发生“富士康事件”后，在方方面面的压力下，同样还是这家企业，先是承诺将工资提高33%，随后迅速宣布再提高60%多，两次加薪以后等于员工工资上涨了一倍多。可大半年过去了，富士康在成都、重庆、郑州等地投资建设新工厂大量招工的同时，它在深圳的用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从28万人增加到了54万人，“这足以说明企业不是不能给职工涨工资，而是有没有迫使企业涨工资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