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与达赖集团的命运

　　在全国人民隆重纪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的时候，远在印度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和他的小集团再次发出“西藏独立”的密集鼓噪和梦呓。由达赖策划并审定的新版伪宪法继续谎称西藏曾是“与中国、印度并驾齐驱的大国”，“中国政府武装入侵西藏，暴力镇压西藏百姓”，再次表明这个小集团将顽固坚持其分裂中国的立场。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尖锐指出“根本问题是，西藏是否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而达赖及其小集团正是从否定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否定西藏和平解放开始，一步步滑向深渊，开始其无可挽救的败亡命运。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统一大势所趋

　　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统一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所周知，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近代以来，西藏同祖国内地一样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1888年和1903年，英国两次武装入侵。与此同时，西藏人民同祖国内地人民一起开始反抗外来侵略、捍卫祖国统一的英勇斗争。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外患不已、内战频仍，中央政府孱弱。尽管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亲帝势力极力趁机谋求“西藏独立”，但是民国政府通过颁布法律、设立蒙藏委员会、派驻军队、继续册封达赖和班禅、反对英国和西藏上层亲帝势力炮制非法的“西姆拉协定”等努力维系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1912年和1931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均规定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都遭到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世界上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西藏独立”。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讲演时也指出：“在以往数百年中，我就不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外面的国家曾经否认过中国在西藏的主权。”

　　1949年新中国成立，解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西藏，由新中国中央政府行使对西藏的主权，理所当然，势在必行。至于是和平方式还是非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只是个方式问题。正如1950年10月毛主席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为了减少战争对西藏人民造成的损失，吸取其他一些地方和平解放的成功经验，中央制定了和平解放的方针。而西藏上层亲帝势力却乘国民党败亡之机，公开打出“西藏独立”旗号，驱赶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四处派出“亲善使团”寻求国际承认，向一些国家购买军火，妄图用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在多方劝和无效的情况下，中央决定“以打促谈”，于1950年10月发起昌都战役，粉碎了西藏反动上层以武力对抗人民解放军的迷梦，促使西藏爱国进步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平谈判得以实现。

　　昌都战役后，16岁的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当时的达赖身处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亲帝势力的包围之下，内心极度矛盾。他出走亚东，倚边境而居，一方面对国内形势进行观望，另一方面寻求帝国主义援助，伺机逃往国外。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在包括阿沛?阿旺晋美、十世班禅等西藏上层爱国力量推动下，也因为终于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支持“西藏独立”，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派代表赴京与中央政府谈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达赖致电毛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此时，达赖做出了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正确选择。中央给予达赖极高的政治待遇，1954年他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即使是他1959年叛逃国外，中央还把他的副委员长头衔一直保留到1964年。可惜的是，恰恰是达赖自己，把他人生中这闪光一页玷污了。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较量

　　西藏和平解放解决了西藏是从中国分裂出去还是继续统一于中国的问题，同时也为解决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问题创造了前提。“十七条协议”规定：“中央对西藏各项改革事宜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尽管中央以极大耐心等待西藏上层的“自动”，一再做出推迟改革的决策，但是西藏反动上层想的不是推迟改革，而是永远不改。为此，他们认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发动武装叛乱，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由此，开始了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我们同达赖集团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较量。

　　早在1952年，西藏反动上层就在拉萨成立非法的“人民议会”，公然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人民解放军进藏，反对民主改革。此后又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军”等反动武装，发动局部叛乱，袭击我驻藏机关和部队，残暴杀戮和洗劫西藏民众。而达赖在这一重大关头做出其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抉择，没有站在人民一边，而是一步步向叛乱势力靠拢。1957年7月他公开接受叛乱分子奉献的“金宝座”并回赠礼品、哈达，极大助长了叛乱势力的气焰。正是在达赖支持下，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在拉萨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达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引领下叛逃国外，迫不及待地于途中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破坏统一，实为国法所不容，决定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为了给达赖留有迷途知返的余地，中央当时对外称达赖是被叛乱分子裹挟走的。但是达赖深陷分裂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完全背离了中央对他的教育挽救。达赖集团的武装叛乱不仅没有能阻止民主改革的到来，反而促使改革提早实行，加速了封建农奴制度的崩溃。

　　达赖叛逃后，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宣布成立“西藏国”，设立伪政府、伪议会，发布伪宪法，建立叛乱武装基地，长期对中国边境实施武装袭扰。1962年组建由外国势力和达赖集团共同指挥的“特种边境部队”，最多时达到16000人。美国中情局先后秘密从叛乱分子中挑选170多人（也有亲历者说有300多人）送到塞班岛和科罗拉多州洛基山训练，然后空投回西藏搞武装叛乱和袭扰。达赖集团此类活动贯穿了整个六十年代，而达赖本人在其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供认他对此类活动完全知晓，并对叛匪袭击解放军 “这种勇敢的事迹，深受感动”。1964年，国务院第151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往国外以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逃亡国外的残余叛乱武装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至此，中央对达赖作出正式的政治定性。根据中央“积极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政治争取，结合有力的军事打击”的方针，西藏自治区和驻藏部队对达赖集团叛乱、袭扰活动实施有效打击。至1974年尼泊尔政府剿灭盘踞在木斯塘地区的“四水六岗卫教军”，达赖集团企图用武力实现分裂与复辟的美梦完全破产。

　　70年代至80年代初，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和国际环境变化，达赖集团遭到昔日主子的冷遇，一度沦为“冷战孤儿”。达赖在其自传中抱怨“美国自从19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要恢复西藏的独立”，同时不得不调整策略、变换手段，开始标榜更具欺骗性的“中间道路”、“非暴力”。为了继续教育挽救达赖，中央同意他派亲属、代表团回国参观，了解中央的政策和西藏的实际状况。但是达赖集团却借回国参观的机会宣扬“藏独”、蛊惑人心、制造动乱。1987年达赖在西方抛出“中间道路”标准版，其核心内容是，否定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实现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大藏区”、要求实行相当于独立国家的“高度自治”、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大藏区”、要求从“大藏区”驱赶所有汉人。这五条每一条都指向“西藏独立”，加在一起更是彻头彻尾的“西藏独立”。达赖集团连续三个年头在拉萨制造了一系列以“西藏独立”为目的的骚乱事件，一直发展到1989年3月5日策动大规模的骚乱事件。3月8日，中央果断决定在拉萨实行戒严，给分裂势力以沉重打击。1989年北京发生了“六?四”事件，此后原苏联、东欧形势剧变，达赖错误地估计形势，加上又从西方那里“及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于是到处宣称中国共产党五年至十年内甚至一年内就要垮台，“西藏独立的日子即将来临”，声称“不和一个即将垮台的政权谈判”。也是在1989年，中央作出了同达赖集团针锋相对开展斗争的重大决定，实现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重大转折。西藏局势越来越好，而达赖集团再次幻想破灭，陷于窘境，不得不厚起老脸皮重新捡起“中间道路”旗号。

　　2008年被达赖集团视为寻求“藏独”事业突破的重大机遇，声称：“要利用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机会，展开各种活动，迫使中国政府在2008年或者未来两年内解决西藏问题。”由达赖集团一手策划、制造的拉萨“3?14”严重打砸抢烧事件，凸显达赖集团不甘败亡、铤而走险的亡命心态。在中央指导下，西藏自治区迅速采取措施，不仅局势很快得到控制，分裂主义势力遭到严重打击，而且达赖的暴力活动遭到包括藏族在内的全国人民一致谴责，海外华侨华人奋起保护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经历2008年一段短暂“风光”之后，达赖的国际窜访再度频遭冷遇，“西藏独立”、“中间道路”越来越成为国际笑柄。

　　达赖集团五十多年活动的轨迹清楚表明，他们自以为有西方势力的支持，死抱住“西藏独立”和复辟封建农奴制度的目标不放，而正是这个目标，把达赖集团拖进“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轮回”之中。达赖集团一不得人心、二没有实力，有的只是外国人施舍的几个小钱和几项廉价“桂冠”，达赖本人已经沦落到反复自称“印度之子”而印度无人肯认领的地步，恐怕就连这种“轮回”也快到头了。

　　达赖“退休”挽救不了小集团的命运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达赖终于到了不得不为自己的小集团安排后路的时候。今年以来，达赖高调宣布“退休”，指令手下修改伪宪法，拼凑新的伪政府。其目的不外乎在达赖之后维系伪政府生存，与“藏独”新的暴力活动摆脱干系，更加便于以“纯粹宗教人士”身份到西方窜访。谁都能看出，达赖“退休”只是一场表演。《印度时报》评论“只要达赖还在，自然由他发号施令，达赖的提议是在为后达赖时期预做准备”。达赖在美国的“特使”也说，“达赖退休后的领导作用对于西藏人民来说是不会改变的，没有必要用白纸黑字来写明”。果然，达赖集团修改后的伪宪法声明“达赖喇嘛是西藏和西藏人民的怙主和象征”，规定达赖仍然享有“指导”伪议会和噶厦的权力，可以自行对“政教方面的重大事务”进行“指导”。而达赖本人也唯恐有人把他的“退休”当成真事，多次宣称“我将永不舍弃政教公众事务”、“当藏人遇到重大困难时不会坐视不管”。这一切都表明达赖丝毫不打算放弃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和对小集团的操控。

　　达赖宣布“退休”以来比过去未见消停，反而奔走得更勤快了，迄今已经窜访了近10个国家，计划接下来还将窜访10个国家。其所到之处，除了乞求外国政要接见，敛取公众钱财，更变本加厉攻击中国政府，声称“就是要给中国找麻烦”，要中国共产党也像他一样“退休”，使一些西方人士和海外动乱分子着实激动了一阵。但是这一切掩饰不了小集团内部对未来暗淡前景的无奈与惶恐。其伪议长声明“达赖喇嘛退休令全体西藏人食不香、夜不眠，感到很担忧”。达赖驻欧洲“特使”称“达赖喇嘛卸下政治权力让这个小小的西藏流亡世界似乎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情感危机及政治争议当中”。所谓“首席噶伦”者直言，达赖退休将使“流亡政府”面临“合法性危机”。这是因为，达赖几十年来一直是该集团的精神领袖和实际操纵者、招徕西方政治和金钱支持的最大品牌，也是反华势力图谋搞乱中国的最听话的工具。培养这么个人物不容易，不是谁都可以轻易顶替的。无论达赖“退休”与否，都不会改变达赖在这个集团中至高无上、操控一切的地位，都不会改变达赖集团“政教合一”的本质，都不会改变其分裂主义本质。

　　至于所谓“流亡政府”，本来就是叛乱分子在境外建立的叛乱组织，完全违背中国宪法和法律，从来没有任何合法性，连他们的外国主子都不予承认。无论由谁担任这个伪政府的头目，其非法性质都不会改变。伪政府新头目声称要“代表西藏人民”同中国政府“谈判”，“重建西藏国”，适足以暴露其狂妄与无知而已。

　　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封建农奴制度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西藏在祖国大家庭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同祖国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各族群众对达赖集团反动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刻。这个历史趋势是包括达赖集团在内的任何反动势力都扭转不了的。达赖由“西藏独立”变为“中间道路”也罢，由台前表演变为幕后操控也罢，都挽救不了这个集团必然失败的命运。至于达赖本人，除了放弃一切分裂主义言行，满足中央对他的原则要求，寻求个人前途的解决，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