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少年就读“两个人学校” 与老师孤独相伴

音乐课上，王立军和小峰一起唱《天路》

中午放学，王立军骑自行车载小峰回家

晚上，小峰和刘立宝（前）在广场上跳舞

　　7年前，因学生家长强烈反对，刚入学三天的小峰被迫退学，为让他接受教育，县乡村携手建校

　　辽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的一个只有500多人的村子，曾建了两所小学，相隔不过百米。原因是有个孩子特殊，不得不为他设立一所学校。

　　这所特殊的小学，只有14岁的小峰和63岁的王立军两个人。从外表上看，除了个头儿偏矮、走路抬不起脚，小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村里人都知道，自打出生，艾滋病毒就藏在他的身体里。

　　7年前，村小一次寻常的开学典礼后，家长们发现这个“危险”的男孩居然成为自己孩子的同学，便用罢课、上访的方式来表达恐惧与不满。3天后，小峰被迫退学。为让他接受教育，村委会腾出一间办公室，建起“爱心小学”，并请来外村已退休的王老师单独授课。

　　由于缺少生源，村小几年前与其他学校合并。村里的孩子都转学到了乡里，小峰成了留在村里的最后一个小学生。

　　年幼的小峰成了“危险人物”

　　当年，小峰的父亲在外国渔船上做海员，第一次出国打工回来，他带回了10万元人民币，娶了外村的姑娘，换了新房子，还买了彩色电视机。在1992年的农村，这让邻居羡慕不已。

　　结婚没多久，他又出海了。几年后他回国时，在机场入境抽血检测时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那是1996年，他成为丹东市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当宽甸县防疫站接到这份化验单时，已是3个月后。工作人员急忙去为他的妻子采血化验，结果也是HIV阳性。

　　身体没有出现症状的这对夫妻却没把它当成什么大事，甚至不顾防疫站劝告和亲戚反对，打算偷偷要一个孩子。1997年11月，小峰出生了。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艾滋病毒。

　　该省一家媒体得知消息后，报道了这个故事，并在文章中提及真实的个人信息。恍然大悟的村民们这才如临大敌。

　　村庄往日的秩序不复存在。首先消失的是朋友，接下来是工作。擅长泥瓦匠活的小峰父亲在附近打零工，风言风语很快就传到工地上，老板第二天就把他的工钱结算了。

　　还不懂事的小峰也成了村民眼中的“危险人物”。几年前电视台来采访，呈现了这样的画面，系着红领巾的同村女孩一板一眼地说：“我妈不让跟他玩，怕传染艾滋病。”

　　学生集体罢课小峰被迫离校

　　2004年，小峰7岁了。小峰入学第一天，村里许多人就从教室里领走了自己的孩子，还有家长代表跑到乡政府上访，坚称：“要是他来学校学习，那俺们孩子只能转学。”

　　到了集体罢课的第三天，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校长让小峰母亲把孩子先领回家，然后向防疫站和乡政府反映了这件事。

　　当时，地处边境的宽甸县刚刚被划为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领导们对这件事挺重视。县教育局、防疫站、乡政府及村委会4个部门的负责人很快赶到村小，和61位学生家长召开了座谈会。

　　尽管防疫站工作人员再次强调艾滋病的3种传播途径：“这个病日常生活接触不传染，打喷嚏、咳嗽都不会传染。”但家长们仍不放心。最后，家长们妥协的结果是：小峰到村小上学后，要安排老师单独为他授课，家长接送，并且与正常上学放学时间错开。可一个月过去了，学校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授课人选。

　　5次集体讨论会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最后，分管教育的副乡长刘晏清在第六次协调会上提出，只能在学校对面的村委会里开设“爱心小学”，聘请一位退休老师单独授课。

　　王立军是刘晏清找到的第五个人，这时已11月份了。王立军当过十几年小学老师，后来调到乡文化站工作。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时，他符合工龄30年的条件，只能提前退休。

　　王立军在电话里爽快地答应了刘晏清。王立军将这件事告诉妻子后，妻子急了：“你彪(东北方言，傻的意思)了？别人不干你干呀！”后来经王立军的女婿做思想工作，妻子才没再说什么。

　　2004年11月20日，“爱心小学”在村委会里开学了。学校里只有两个人，操场是村委会的院子，唯一的教室不足10平方米。

　　与温总理合影挂在教室里

　　小峰的学校没有铃声，也没有考试和作业，而且只上半天学。每天早上，母亲用自行车载着他，尽管步行的路程还不到10分钟。王立军故意让小峰的到校时间和对面学校错开，晚到、早退。这样，即使沿着同一条路上学，他和村小的学生也很少碰见。

　　小峰知道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一天下课，小峰突然跟王立军说，别的孩子说他有艾滋病。“别听他们的，他们都瞎说，咱不是那种病。”王立军撒了谎。

　　村里许多人说，这个孩子不仅有艾滋病，而且智力有问题。第一年上学，小峰花了4个多月才学会从1数到100，而且还是王立军用拍皮球的方法半哄着学会的。现在14岁的他终于学到了两位数乘法，但乘法口诀还是背得不利索。

　　“我觉得吧，这个事得这么看。”王立军解释着，“他的童年太封闭，智力开发不够，没人跟他接触。”

　　自打“爱心小学”成立后，王立军和小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记者。2006年，他们还和其他几个艾滋病儿童见到了温家宝总理。已经9岁的小峰是几个孩子中最矮小的。《新闻联播》播出的合影画面里，他缩着肩膀，把半个身子藏在别人背后。这张照片现在就挂在教室里。

　　小峰成了附近的名人。外村人还给他起了绰号，“艾哥儿”。

　　父母相继离世成了孤儿

　　王立军从来不主动和小峰提起“艾滋病”，他还想着，社会关注多了，小峰有一天就能回到正常学校里。

　　尽管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王立军却总是站得端端正正地讲课。除了语文和数学，他还开了体育、音乐和美术课。他带着小峰春游，最远的一次坐车去了100公里外的丹东。

　　2008年12月，小峰母亲艾滋病病发又感染上脑病去世，走时不到39岁。十几天后，小峰父亲突然说不出话了，在床上躺了19天后，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小峰家的土地和房屋被变卖后，遗产分成了几份。可谁来抚养小峰，几个亲戚却推来推去。最后，小峰住进了59岁的姑姥姥韩玉君家。这是他在村里最后的亲戚，也是唯一愿意接纳他的人。

　　韩玉君家没有小孩，她的女儿已经出嫁了。村委会答应每天支付60元工钱后，她把小峰领回家，给他做饭、洗衣服，每年还给他过生日。

　　“像他这样到了18岁怎么办？”

　　刘立宝是小峰今年才认识的新朋友，和他同岁。

　　刘立宝是邻村的孩子，俩人在广场跳舞时认识的。在村子附近的一个小广场上，每到晚上就聚集着一群中年妇女跳“14步”和“18步”。两个男孩在这里成了搭档，小峰跳男步，刘立宝跳女步，尽管小峰比刘立宝还矮半头。

　　起初，刘立宝的爸爸不同意自己的儿子和小峰来往。他在电视上看到过这个男孩，知道他有艾滋病。可刘立宝觉得，小峰比那些拔掉他的自行车气门芯的男孩强多了。趁父亲不在家，他带小峰回家打游戏机。

　　按照防疫站的检测，小峰已经是艾滋病人了。病毒破坏了CD4免疫细胞，他的身上开始经常长出疱疹。在最近的检查中，这项免疫细胞指数又下降了，防疫站怀疑小峰对正在服用的药物产生了耐药反应。

　　小峰现在每个月的开销，是由留在村里的那部分遗产支付的，加上韩玉君的工钱，每月2300元左右。韩玉君找过村委会，问因物价上涨，能不能加一两百元，可村委会也发愁，这笔遗产只够再支撑一年多了，以后只靠每年2600元的农村低保补贴，更不够负担这个孩子的开销。

　　“你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到了18岁怎么办，国家还管不管？”韩玉君问。

　　为钱头疼的还有副乡长刘晏清。本来，王立军每年1万元的工资是由县财政、乡政府和县防疫三家共同支付的。但防疫站改为疾控中心后，没有1500元这笔专款了。刘晏清打算跟县财政争取一下，“实在不行乡政府想办法，无论如何保证王老师的工资。”更让他发愁的是，“爱心小学”不可能一直办下去，这个毫无技能的孩子成年走向社会后该由谁来管。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