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行长炮轰三大评级机构 称其是寡头垄断

　　新年来临之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应减少对国外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国内大型金融机构应加强内部评级的研究，更多“作出自己的判断、避免盲目跟风”。

　　周小川以少有的批评口吻称，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垄断性较强，前瞻性不足。“一旦某公司出现问题，就大幅调低其评级，在问题发生之前，没有前瞻性的判断，放大了评估对象的好坏，加重了事态的发展”。这种“顺周期”操作，导致形势好时“捧到天上”，形势坏时“落井下石”，加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

　　周小川的言论被业界评价为：“央行行长炮轰三大评级机构”，伴随而来的是一场关于评级机构标准的讨论。而这样的讨论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已经进行了多轮。

　　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是“寡头垄断”

　　2009年G20会议前，周小川曾公开撰文，批评美元对国际货币的垄断。这一次“炮轰”，则是在三大评级机构对欧洲债务危机推波助澜之际做出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既可以看成是中国金融界高层对欧洲危机的某种策应，也可看做是中国借势对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发出的严正批评。

　　2011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3年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欧债危机加剧，舆论普遍认为标普、穆迪和惠誉这3家信用评级机构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2011年年底，从希腊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再到欧元区宏观金融政策，评级机构连续发出了“降级”和“看空”的负面评价，这引发欧元区问题国家的融资成本急剧上升，甚至完全失去市场的融资能力。市场人士则称，这又一次帮助国际对冲基金完成了做空欧元以牟取暴利的投机行动。

　　在国际金融市场日益复杂的局面下，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有点像“傻瓜相机”，因为金融衍生品泛滥、国际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很少有投资者能真正把握潜在的投资风险，而“三大”机构用简约化的分级，直接影响了金融市场各类产品的定价。同时，“三大”对国家主权债务的评级则直接影响着该国的国际融资能力。

　　有人戏称，一直以来，“三大”评级机构是“靠一张嘴吃饭的”，他们“说什么是什么”，市场总是“闻声而动”，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他们反而屡遭“口水战”反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说，“谁能够决定一国主权债券的信用级别和债券市场的价格水平，谁就站到了整个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权力之巅。”

　　但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人们认识到，这种“神圣权力”显然被滥用了。他们发现，掌握话语权和金融资产定价权的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并不是金融市场被动的旁观者，相反，它们是次级贷款的垃圾债券的推动者和利润丰厚的大赢家。

　　据调查，金融危机爆发前，一份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证券”评级费用是每次3万~5万美元。穆迪公司在此类垃圾债券项目上的收入，从2002年的6100万美元，激增至2006年的2.08亿美元。标准普尔年收入从2002年的5.17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16亿美元，其中一半来自于这种金融创新产品评级。

　　向松祚称，三大评级机构制造和推销有毒资产，不过是一种现代金融魔术。

　　去年12月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之际，欧盟各方对“三大”评级机构也是“骂声”四起。葡萄牙总理科埃略指责说，穆迪的降级如同向别人肚子上“猛击一拳”。欧盟委员会主席巴洛佐称，穆迪降级的时机选择和调降幅度，具有明显的“反欧洲”倾向。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则称，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是“寡头垄断”。

　　据称，顺应欧元区稳定的需要，欧洲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计划组建一个由25家企业参与的集团，每家企业出资1000万欧元，建立一个欧洲信用评级机构，以抗衡美国三大评级机构。

　　应支持本土评级机构发展

　　事实上，在2010年6月，中国就有一批专家学者组成了“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他们在研究报告中称，美国评级机构严重威胁中国金融主权安全，美国评级模式及由其控制的国际评级体系潜藏着巨大风险，中国必须构建有自身特色的评级体系，并推动本土评级机构主导国内评级市场。

　　周小川最近发表的观点，正是对上述报告主旨的重申。他指出，就当前的形势而言，未来要清理各种依靠外部评级的监管评价和规定。信用评级需要有前瞻性，中国需要支持本土评级机构的发展，甚至是支持他们发展成为国际型评估机构。

　　鉴于国际评级市场主要由美国机构垄断的实际情况，他建议，今后中国可采取“双评级”模式，在判断经济形势时，既参考国外评级机构的信息，也注重国内评级机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