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下旅馆租客多为大学毕业生 百平米住20人

　　编者按：

　　从正月初七开工到现在，上班族还沉浸在欢快的节日氛围中。在新年的欢乐祥和中，上班族可能不会留意到，在广州购书中心附近的出租房中，有这样一群“地下旅馆”青年，他们都是从外地来穗，多数是大学毕业生，每天住宿费不到20元，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竟住着20个人。

　　他们为一日三餐发愁，他们白天四处奔波，晚上蜷缩在被窝里，没有夜生活。他们过年如同“过劫”，但他们依然坚守，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实现自己的广州梦。

　　他们是漂在广州的“南漂一族”，他们如何过年，新年有什么打算，记者试图通过对广州购书中心附近的这家地下旅馆进行考察，探寻“南漂一族”的广州生活。

　　有的走了，有的还在坚守。对在广州继续奋斗的这群“80后”来说，更多的是无奈和茫然。大学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农民工二代”缺少一技之长，干不了苦力,又不会创业。

　　1月30日下午6点，房东陈文又出去“跑业务”了。陈文是“85后”。

　　陈文站在天河路兴业银行门口的垃圾桶旁抽着烟。中午，他接到一个电话，两位从外地来穗的青年需要有个落脚的地方，陈文和他们约好在广州购书中心“接头”。陈文举着从网上花50元买的诺基亚手机向人群中招手示意，然后深吸了一口烟，把烟头弹在地上，带两人到了出租房。

　　光着头，背着单肩包的叫范希，北京来的。一进门，陈文和范希就坐在椅子上谈房租，范希的意思似乎是要再便宜一点，陈文不紧不慢地说，“住六人间呢，比外间的贵100元，住久点就便宜，我都是明码实价，固定好了的。”

　　范希选了外间的上铺，8号床，交了15天共225元的住宿费，就出去了。一直坐在旁边无所事事的杨晓龙问，“是北京的啊？那还来我们这儿。身份证上写着是北京的？来干嘛呢？”

　　“他说来旅游，来玩的。你信吗？”陈文随口答道。

　　“二手房东”的“二手生活”

　　陈文说自己是个“二手房东”，老家在茂名电白县，这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是2010年夏天从房主那租来的，然后再购置了床、柜、被子等物品，改造成男女混合公寓。合同是一年一签，但没有工商营业执照，属于“地下旅馆”。知道记者的身份时，陈文显得很紧张，生怕报道后相关部门会来查处。房子的具体租金一直不愿透露，说是“商业秘密”。

　　房屋是三房一厅两卫，宽大的床铺使空间显得逼仄。最里间是女生宿舍，六人间，每人每月550元，平常房门紧锁；出来侧边是男生六人间，也是550元一月，里面堆满了没整理的物品；最外的八人间，和所谓的“厅”连在一起，里屋的房客上下班都得经过，房客看电视也在床铺旁，就显得嘈杂散乱，所以每月只要450元。

　　陈文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自居，以及租客多为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又增加了出租屋的人气。实际上，陈文初中毕业后就再没读过一天书了。

　　最让陈文得意的是，2010年夏天，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找到了这块地处广州核心却租金便宜的“风水宝地”。根据网上的报价，2012年2月，出租屋所在楼栋（二手房）价格也达到了1.7万元/平方米，而同一区域楼盘均价都在2.5万元/平方米，可见其繁华程度。所以，陈文总是不愁客源，平常20个床位都能住上十几个人。甚至春节期间，还有房客预订了床位，租金照付。

　　生意不错，一有空闲，陈文总会去菜市场买点好吃的，总之，顿顿有肉。

　　因为有厨房，或多或少减少了租客在食品上的支出。陈文从二手市场买了电磁炉、电饭煲、锅、热水器……尽可能减少投入是他获得更多收益的一种方法。

　　有了存款之后，他希望再租3间房，去办个营业执照，名正言顺地走下去。

　　进医院上班是渺茫的事

　　坚持了一个多月后，杨晓龙决定继续等待。他生于1987年，安徽阜阳人，在湖南衡阳医学院读的麻醉学，这是他5年里最后一个假期了。一年前跑到广州第二人民医院实习，回去一段时间后，忍不住又在2011年圣诞节那天回到广州。不过，这次的任务不仅仅是实习，还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他很瘦，显得头很大，为此还自嘲是阜阳毒奶粉事件的直接受害者。1.8米的个子，瘦削英俊的脸庞配上一副眼镜，平时穿上黑色风衣，倒显得斯文儒雅。现在，他已经“白吃白喝”一个多月了，说是2月上旬就可以去面试，却迟迟不见动静。他还在吃老本，就连那台近4000元的三星笔记本电脑，也是花父母的钱买的。

　　坐吃山空也是没办法的事，在找到工作前，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省吃俭用。经常下午1点才见他从里屋出来，然后煮一碗白粥，就着榨菜或黄豆酱勉强糊弄一顿；他爱吃面食，一包2.5元的龙须面也能吃好几天。有时候，也会到天河汇新街市买带肉馅的饺子吃。

　　在他看来，进广州的医院上班是很渺茫的事。他海投简历，抱着电脑看各大网站的招聘信息。

　　“我觉得我不适合医生这个职业。”坐在大厅的椅子上，他自言自语。

　　晚上，几个还没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坐在椅子上闲聊。

　　“到了医院之后，你能开处方吗？”一旁的房东陈文插话道。

　　“我没那资格，得考证呢。”杨晓龙正吃着韭菜猪肉馅饺子。

　　“你毕业不包分配啊？”1987年出生，16岁就辍学的倪海军问道。

　　“都什么年代了，我们连找关系、走后门的门都寻不着。”

　　杨晓龙显得有点失落。

　　“一个有野心的男人，一定会来广州的，对吧？”杨晓龙忽然放下饭盒，抬起头问道。

　　柜子当桌蹲着吃年夜饭

　　“有工作的羡慕没工作的清闲；待业的羡慕就业的充实。”生活总是这样爱捉弄人。那些睡到正午才起床的男生，每天清晨总会朦胧中听到高跟鞋“啪嗒啪嗒”的声音，接着“嘭”的一声，光线又被阻挡于门外。

　　严云，1986年生于湖北枣阳，至今单身。在2009年房地产大热的时候，在上海“花自己的力气，卖别人的房子”，做起了房产销售员。2011年11月，她来到广州，住进“地下旅馆”。

　　严云平常不喜欢化妆，却做起了美容产品的销售工作。为了省两元钱的地铁费用，每天都要花半小时徒步到越秀区寺右新马路附近工作，“就当是晨练了。”她这样说服自己。

　　“朝九晚六”的日子千篇一律，完全没有假期可言，连除夕夜都忙到晚上7点才能下班。严云每天早上7点40分起床，简单梳理之后，8点下楼，在早餐铺挑了一个2.5元的面包就开始赶路，提前10分钟到办公室打扫卫生……2000元的底薪，通过加班，可以赚到3000元。春节长假7天时间，4倍底薪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她坚持下来，一个月赚了5000元。

　　除夕夜，陈文约了留在广州过年的5名房客，买了年货，到住在棠下城中村的老乡那里一起吃年夜饭。柜子当餐桌，蹲在地上吃火锅。在外过年的众人感慨万千。

　　“喝杯二锅头，辣！”杨晓龙有点泪流。

　　老家湖北襄阳的张素平沉默着，他的母亲坐在小椅子上缓慢地夹着菜，张妈在深圳已经呆了十几年，年二十九刚从深圳赶过来。

　　“青瓜沾上芥末，爽！大家都不敢吃。”陈文突然咧嘴笑了。

　　晚上9点，饭毕，4个男生大摇大摆地在满地湿泥的街上溜达，抽着烟。冷风瑟瑟，没有烟花和鞭炮，只有几个顽童在放“三响雷”，惹得严云捉住张素平的袖子不放。

　　群居青年没有夜生活

　　忙碌的工作，略显微薄的收入，这群“80后”房客忍受着市中心高昂的生活成本压力，“不管赚多少，能省则省，少吃肉，多吃菜”，是房客们坚持的物质生活原则。而根据2011年中国城市消费水平排名，广州高居第四，仅次于上海、北京和深圳。

　　陈文每次上街买菜，都会路过一家叫“电白海鲜楼”的饭店，“那是我们电白人开的，那一顿得花多少钱啊。不过，他又不会请老乡免费撮一顿。”他买烟的话，也会专门跑到电白人开的店，一包红双喜，便宜五毛钱，只要6.5元。

　　大部分房客下班后，偶尔在晚上8点之后，到一家外资超市，买些特价熟食，否则几乎都不出门。

　　“原来从北京来的范希是摆地摊卖儿童玩具的，我亲眼见到他在广场放飞一只会亮的蜻蜓，‘呼’地飞到天上，又接住了。”陈文发现后，竟然偷偷地躲在花圃后面观察。

　　和范希一起来的李先生，操着地方口音很重的普通话，他推销保健品，“我们公司的总部在珠海，在香港已经上市了。保健品都是运动员使用的。”

　　晚上回到出租房，他给记者看图片，所谓的“保健被”1.5万元，枕头4000元，还有按摩器、被毯……李先生前一个晚上没回来，向一个老人推销去了。可惜，他一件产品也没卖出去。

　　手机电视、网络小说、斗地主、魔兽世界，出租房里有免费的网络可供使用；有时候，大家会围在只有6个频道的电视机前，看《寻宝》节目，看《72家房客》；天气阴冷时，就索性躲进被窝，不一会儿就能睡着。

　　1月31日晚，正月初九，陈文从网上下载了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大家都凑在他的二手电脑前看，看一段，笑一段。

　　“这就和我初中时候一样，逃课、作弊、调戏女生。”陈文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记者手记

　　房东被警察带走 房客被要求搬离

　　他们的广州梦何处能安放？

　　房东陈文的话一语成谶。2012年2月2日，正月十一，他被派出所的警察带走了，原因是无证经营。

　　这一天来得过于突然，睡梦中的陈文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登记了房客的身份证号码，陈文辩称是某咨询服务公司的员工宿舍，填写表格时，他甚至忘了“询”字怎么写。民警在屋子里逛了一圈后，问了房客几句话，和站在门口的保安下了楼。

　　本来计划住半个月，来自肇庆的李先生有点害怕，直接把房退了。他一早出门，就撞见一伙人要进来检查。大家都有点气愤，“广州这种出租屋多得是，没想到今天轮到我们了！”陈文站在阳台上，显得手足无措。

　　半小时后，来了更多的警察和保安。警察把所有睡觉的房客都叫醒，召集到大厅，一一刷了身份证，讲了利害关系。拍完照片后，民警就把陈文带走了。

　　陈国站在床边，身上还穿着睡衣，不慌不忙地说道，“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行政拘留7天左右，就放出来了。”陈国专门做购物卡回收和专卖的生意，每天出门都会往身上拼命喷香水。

　　对于“一日之内搬出去”的要求，女生显得很紧张，温州瑞安的林慧慧马上联系朋友，希望找个新住处。“好不容易安顿下来，真的不想再搬了。”

　　更倒霉的是刚从湖北孝感来广州的肖梅。她花了15个小时，2月2日凌晨3点到达广州火车站，回到了在天河的出租房。早上7点才睡下，晚上就要被赶走。因为春节回老家过年，她已被老板辞退，正准备过完年再找份新工作。

　　几个男房客显出无所谓的样子，“我不搬，也不知道要搬哪里去，等他们赶走我们好了。”杨晓龙有点破罐子破摔。

　　南方日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随着广州越来越多城中村的消失，可供外地青年选择的住房房租越来越贵，房源越来越少。因此，类似陈文这样经营的“地下旅馆”，刚性需求则越来越大。

　　公开数据显示，警方曾经查处过越秀区矿泉街的一栋楼，楼房里藏着类似的“地下旅馆”122家，个个都没有经营证照，真可谓“家家开旅馆”。

　　春节前，团省委曾呼吁，广东应借鉴外省经验，将新毕业大学生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此前，团省委、省学联针对新就业大学毕业生进行住房状况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很多大学生一毕业就成为“蚁族”，生活艰辛，看不到希望。

　　广州市曾表示，2011年将扩大保障覆盖面，让不符合经适房购买条件，但存款却很少的大学毕业生等“夹心层”也能住上公租房。时至今日，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依然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成功申请到公租房。这些外地青年要想在广州市中心区廉价居住，只能选择“地下旅馆”。

　　有识之士警告，外地青年在广州的居住问题越来越考验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智慧。

　　南方日报记者 胡念飞

　　实习生 蒋昌昭 发自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