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校长：自主招生不等于不拘一格降怪才

本报记者 程聚新摄

　　阅读提示

　　2月11日，2012年自主招生的一个高峰即将来临：“北约”、“华约”同时开考。每一年的自主招生，都将公众的视线聚焦于高招制度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

　　有人发问：偏才、怪才是否因为自主招生而有了一张“通行证”？又有人担忧：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是否会因自主招生而进一步加深？更多的目光，射向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局：“世界一流大学”的老调何时能在现实中奏响？中国教育缘何“难产”杰出人才？学术腐败等如何得到有效遏制？

　　面对种种中国教育的热点问题，南开大学校长龚克9日做客文化讲坛，呈现别具一格的“龚氏观点”。

　　自主招生＝不拘一格降怪才？

　　偏或怪，不是培养指挥棒

　　教育不均衡，难用高考解决

　　很多人在呼吁改革高考制度。现在，高考的明显缺点是按总分排队。在“排队”的逻辑下，每所学校都想吸引最好的学生，高考变成了所谓的“掐尖大战”。事实上，人才是多样化的，简单以总分排名，就把多样化抹杀了。

　　自主招生考试，是在目前高考大框架下的一个补充手段，是高校招收多样化人才的一种渠道。今年，南开大学退出了“北约”联盟，源于我们想配合本校的教学改革，在招生环节上做一些契合南开特色的尝试，为高考改革做探索。今年，我们自己组织考试，强调要体现出分科考试的权重，在多科考试的框架下力争发现不同的“尖”。我设想，今后还可以更灵活，把选择权交给学生：考这科，不考那科，考生说了算。

　　自主招生考试不是选拔个别的偏才、怪才。前不久，南开大学举行自主招生笔试，我们发现，单科成绩靠前的考生，其他方面多数也不差，我们更关注这类人才。少数特别偏或怪的学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录取，而不是在考试上设置优惠。如果在考试中太注重偏才或怪才，可能会对中学形成“指挥棒”效应，人才培养往偏或怪的方向发展，不是正确的导向。从长远看，全面发展、特色鲜明的学生更有潜力。

　　有人质疑自主招生抬高了农村学生进入高校的门槛，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有些大学的自主招生面向优秀中学，赋予学校推荐权，这些优秀学校中恐怕少有农村学校，这其实反映的是城市和农村教育不均衡发展的问题。让大学的考试来解决中学教育的不平衡问题，很难。

　　其次，我们也曾考虑为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赴考提供资助，但这样做可能吸引更多人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这不是我们的本意。以南开为例，今年自主招生报名考生1万多人，约3000人参加笔试，最后通过的只有160人左右。竞争很激励，考生要有理性判断，不要误以为“一自主，托个门路，就能成”。

　　实际上，比选拔更重要的，是培养。如果说，选拔人才是筛选出好种子，种子能不能生长得更好，才是大学的真正任务。

　　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

　　差距比较不应有线性思维

　　中国大学科研前沿性不够

　　关于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线性思维。比如，比较中国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差距，就看哈佛有什么，我们差什么。如果哈佛发表8000篇论文，我们发表3000篇，那差距就是5000篇论文；如果哈佛获20个诺贝尔奖，我们一个也没有，差距就是20个诺贝尔奖。

　　这样的线性衡量，显然不正确。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评价大学的标准应该是看它能否培养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才。中国大学能否变成世界一流大学，要看我们能否培养出领军时代的杰出人物，以适应社会经济转型，适合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跟西方许多大学相比，中国大学与社会服务、产业发展的联系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我们来自企业的科研经费达到总科研经费的一半，这点几乎没有一所美国大学可以比拟。

　　但在激励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上，我们与一流大学的差距非常大。我们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大量规定的是必修课，教师和学生互动不够，教师对学生的启迪也就不够。

　　从大学科研来看，我们的前沿性不够，所以发表文章的质量和影响力不强。大学做科研和企业做科研不一样，企业做科研是为市场服务，大学做科研是为了培养学生，培养学生要讲究前瞻性。我们现在最大的需要是要把着眼点、出发点、落脚点都放到学生成长上，在学生成长方面，我们的差距比论文上的差距要更值得重视。

　　有差距，就要赶超。我们赶超的主要办法是要真正把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那样就会有好研究，出很多好论文。

　　在这其中，现代大学制度很重要。我心目中的现代大学制度，顶层是校内人和社会人共同治理的结构，内部管理受限于这个顶层。现在，我们在校内共同治理结构上做得还不够，突出问题是教授作用发挥不够好，大量被行政力量替代，比如说很多学校，包括我们学校的学科发展规划，没有经过学术委员会的审议。今年，我们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南开的学术委员会换届，原来由党政指定的学术委员会将改成教授推选产生。

　　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就是大学制度的构建目的是育人，要有利于学生自己成长，学生要在里面，教师要在里面，我们要研究怎么结合大学的根本任务构建这个制度。

　　下一位“钱学森”在哪里？

　　人才培养像农业而非工业

　　高中需要跟大学互动合作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人才培养像农业而不是工业。但现在我们的教育有着很深的工业化思维的烙印，我们往往把培养、塑造、加工看成是一件事，按照规定的系统把学生培养成这样、那样的人。其实学生是长出来的，种子各不相同，先天的东西一直带着。对教师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为不教而教，正确的教育理念应该是让学生像植物一样自己生长，而不是工业加工。

　　钱学森曾感叹，这么多年都没有冒出杰出人才。他用的是“冒”这个字。有人把办尖子班的做法和中学应试教育方法延伸到大学来，是不得要义的，我不知道哪个科学家是从尖子班培养出来的。

　　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跟制度设计很有关系。整个教育体系是互动的，杰出人才的培养不单纯是大学的任务，特别重要的是高中阶段，要跟大学互动起来。我们现在需要探索杰出人才的培养规律，按照规律办事情，把环境营造好，我相信中国十几亿人口，每年几千万年青人中一定会冒出杰出人才，但是千万不要把杰出人才定义为牛顿的模式、爱迪生的模式等，现在我们已经过了万能科学家的时代了。我们现在是一个大科学的时代，是一个讲求合作的时代。也许我们在人才培养上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不必什么都在外国优秀大学后面亦步亦趋。

　　学术腐败为何屡禁不止？

　　源于科学教育仍不完善

　　调查监督评判机构缺失

　　学术不端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如果连学术界的公信力都丧失了，社会就太可怕了，必须保持大学校园的净土。我们的确存在学术不端的行为，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学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当然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现象发生。

　　学术腐败的产生，首先是因为科学教育的不完善。西方的科学教育，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将科学道德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我们的科学教育讲具体的科学知识比较多，讲科学道德比较少。美国对学术不端专门做了立法，我国关于学术诚信的规范也散见于各种规范性文件中，但是很多教师对规范不了解。

　　对于学术腐败问题，确实应该加大惩处的力度。现在总体上我们处理得有点松，这部分是由于事件本身较为复杂，也有调查监督评判机构缺失的原因。当然也要正确地理解一票否决，申请项目时造假，这个项目肯定不给你，甚至今后一段时间都不给。但是这个人是不是就不能做科研工作了？我觉得一票否决并不等于枪毙，在惩处上也要有一个适当的掌握。

　　这几年，科研经费浪费、滥用等问题不断被揭发出来，科技经费的管理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怎么做到公私分明、专款专用，我们一直在探索。科学研究有着探索性强、不可预见性强的规律，科技预算管理如何去适应，这是一个大难题。三年甚至五年前就能预算到今天怎么花钱？那不是真正的科研。我们在加强预算管理的时候，应按照预算严格控制支出，兼顾科研工作的不可预见性。

　　（本报记者朱虹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