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家详解PM2.5争议始末:向西方看齐不现实

　　岁末年初的北京多次大雾，让专业术语PM2.5变得家喻户晓 。

　　纷纷扰扰的PM2.5风波，似乎终于有了切实的进展。

　　2月2日，北京市首次公布PM2.5日均浓度，当日为23微克/立方米。与此同时，上海、广东、江苏等地也宣布将PM2.5监测工作纳入日程。然而，公众对于PM2.5的疑问并未就此消失：暂定的年均值35微克/立方米、日均值75微克/立方米的国家标准，是不是太低了？2016年将PM2.5监测推广到全国，会不会太迟了？

　　就此相关问题，《中国经济周刊》专访了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疾病负担项目大气污染工作组的唯一中国专家、国家环境与健康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多年从事大气污染与居民健康研究的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生导师阚海东教授。

　　“美国驻华使馆的数据有待科学解读”

　　PM2.5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开始了相关研究。据阚海东介绍，2006年到2009年，他曾率领团队在国内三个城市对大气中粗、细颗粒物的健康危害进行统计分析。他们把可吸入颗粒物（PM10）分成两个类别，第一类是细颗粒物（粒径不超过2.5微米的，即PM2.5）；第二类是粗颗粒物（粒径介于2.5微米到10微米之间的颗粒，就是PM10-2.5）。统计结果显示，只有PM2.5有显著性的健康危害。“这些研究结果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

　　但最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则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自测数据。2011年12月4日19：00，美国大使馆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PM2.5浓度为522，超过了最高污染指数500，健康提示为“Beyond Index（指数以外）”，超出了污染最严重的等级。这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

　　“美国大使馆发布PM2.5数据，这件事本身对推动北京市空气环境质量改善，引起全社会对PM2.5的关注是好事。”阚海东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道，“但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个数据有待科学解读。首先，从监测方法来说，美国大使馆和我国环境监测常规方法有所不同，不同方法存在一定的系统误差。其次，监测点位的代表性；第三，空气质量指数（AQI）计算的合理性。北京总面积超过1.6万平方公里，有主城区、近郊区、远郊区以及远郊县。地理位置不同，空气质量显然不同。美国大使馆也称，‘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是无法通过单一空气监测站的数据得到的’。我们不能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与北京市环保局布置的40多个监测点相比，该监测点位的代表性有限。”

　　“美国大使馆每小时发布一次PM2.5浓度值和对应的空气质量指数，这是不合适的。美国环保署在其主办的网站（www.airnow.gov）规定，空气质量指数是根据日平均浓度计算得来的，也就是24小时的平均值得来的，而不是每小时计。譬如，上午10点钟，只能说这个时刻，这个点位的PM2.5浓度是多少，不能说，这个时刻的AQI指数是多少。空气质量指数针对的是时间段，而不是时间点。”

　　中国PM2.5标准并不低

　　在北京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经常会看到道路上空悬挂的指示牌显示：今天北京空气质量指数“优”。但如果将PM2.5纳入城市环境大气监测指标，也许这个“优”就变成了“良”。遗憾的是，中国大部分城市，都会遭遇这一尴尬。

　　根据环保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第二次征求意见稿，PM2.5被纳入国家监测范围，标准为“年均值35微克/立方米、日均值75微克/立方米”。有人质疑：世界卫生组织（下称“世卫组织”）的标准是10微克/立方米和25微克/立方米，为什么我国的标准设置得这么低？

　　据阚海东介绍，2005年，基于PM2.5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世卫组织首次向世界各国推出了指导值，即PM2.5年均值不能超过10微克/立方米，日均值不能超过25微克/立方米。同时，世卫组织还推出了三个阶段性的目标值（见下图）。中国采用的即为第一阶段目标值。他特别强调的是，世卫组织的指导值和阶段目标是供各国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选用，不是标准，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

　　阚海东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标准并非越高越好。按照目前中国空气质量的现状，要想达到第一阶段标准尚有难度，何况世卫更高要求的指导值？标准应该起到引领的作用。如果标准高不可攀，就失去了意义。标准应该是跳起来够得着，这才会有力地助推各地开展空气质量治理。尽管目前我们用的是第一阶段目标值，但随着治污力度的提升，中国将逐渐采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乃至最终的指导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