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者标准被指模糊 行业利益成扩中绊脚石

　　对于“中等收入者”，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能够获得广泛认可的界定标准。现有的几种指标体系范围非常宽泛，不同标准之间的差距较大，得出的结果差别也很大。

　　界定标准的模糊引发了一些人的认识混乱和反感情绪，认为自己“被中产”了，有学者认为，这不利于提高民众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认同感和满足度。

　　界定标准差距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12月12日发布《产业竞争力蓝皮书》，其中认为，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1年中国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

　　这一结论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不少网友认为这一结论和人们的实际感受差距较大，认为“被中产”了。

　　网友“无尘界”发表微博说：“是社科院说错了还是我听错了，我咋觉得日常生活和报告不符呢？”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由于缺乏相对统一的标准，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社会研究机构和国外机构都曾发布过相关界定标准。

　　比较不同标准就会发现，这些标准本身范围非常宽泛，不同标准之间差距非常大。以个人年收入的上下限为例，这些标准就包括“1.63万-3.73万元”、“2.2万-5.7万元”、“2万-16.7万元”、“3.4万-10万元”等。安徽省社科院还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相区分，农民居民标准是“0.3万-0.8万元”，城镇居民标准是“1万-2.5万元”。

　　国家统计局重庆市调查总队还提出“收入、资产、住房面积三者居其一”的界定方法，只要满足三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就可视为是中等收入者。

　　除此之外，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在针对我国发布一些中等收入者的标准，如世界银行、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美国盖洛普调查公司、美国雅虎网站等。

　　由于标准不统一，各种研究对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认识也差别较大。有的认为我国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有的认为“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达2.3亿人”，有的认为“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还有的认为“我国中等收入者占从业人口的25%左右”。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关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统计方法和标准有20种左右。

　　标准模糊令人迷茫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原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说，当人们对自己的“中等收入”身份缺乏认同时，就不能成为社会的“稳定器”。

　　张志坤在北京一家门户网站工作从事技术维护工作，月薪1万多元。他说：“每月房贷要4000多元，再加上平时的生活费，每月剩下的也就千把块钱，这也能算是中等收入者吗？”

　　张志坤认为，一些机构发布的中等收入者标准明显偏低，“这样的界定标准，只不过是为了统计数据好看而已。”

　　陆学艺认为，中等收入者界定标准模糊容易引发人们的认识混乱和反感情绪，削弱了中等收入者对自身地位的认知，更加不利于建设“橄榄型”社会。

　　2010年6月，在北京工业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中，沿用国家统计局2005年制定的界定标准，将北京中等收入者认定为540万，占北京市户籍人口的40%以上。然而，另一组随之公布的数据却显示，在被认定的中等收入者人群中，有68.7%的人并不认可自己的“中等收入”标签。

　　陆学艺2011在成都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1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者。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认为，我国已经明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建设“橄榄型”社会，但当前我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究竟是多少？没有这一基础研判，有关部门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就缺乏参照。

　　建立“社会结构CPI”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认为，在研究如何建构橄榄型社会时，一个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是确定中等收入者的具体内涵和划分标准。自我国明确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以来，已经有许多机构和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对中等收入者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但由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及研究取向等方面的差别，这些研究的结果分歧较大。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介绍，对于中产的界定，美国、英国、德国、瑞典等发达国家不尽相同；印度、新加坡、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划分标准也有很大差异。虽然国际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标准，但不少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体系。

　　例如，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是印度中产标准的制订和发布者，其最近发布的标准是：凡年均税后收入在3.375万卢比到15万卢比(约合700-3000美元)的家庭均可算是中产家庭。

　　专家建议，应由发改委等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会同权威学术机构，制定发布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指数”，衡量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分布和发展状况，监测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对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提供指导。

　　陆学艺说，“中等收入群体指数”相当于社会结构方面的“CPI”，对于指导经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作用，这一指数的变动，可综合反映分配、福利、税收、消费等方面政策是否有利于建设“橄榄型”社会。以此可以指导调整相关政策。

　　比如说，当前我国有大批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对优质大学教育的巨大消费需求，那么我们在制订教育政策是，就应该进一步鼓励多种社会资源投入大学教育之中。

　　“我这算中等收入者吗”

　　40岁的陈兰芬是温州本地人，从1994年和丈夫白手起家，一起在市中心租了几个铺子开始经营饭店。尽管年收入超过40万元，手里还有几套房子，但陈兰芬还是觉得攒的钱不够。一家人至今还挤在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只有8岁的儿子说起"炒房"赚钱竟也头头是道。

　　在陈兰芬看来，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逢人就陪笑脸，拼死拼活干还不如把房子出租来钱快。

　　"不让自己闲下来主要是想给儿子做个好榜样，不然孩子的同学提起他们的父母是公务员或在银行工作，而自己的父母闲在家里，不太好。"提及公务员、银行职员这些工作，陈兰芬的眼神里不自觉地流露出羡慕。

　　私营企业主潘骑从1998年注册成立了高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有9个销售门店，一年销售收入大约在1.5亿元左右。

　　潘骑说，自己每个月拿5000多元工资，加上年底分红，年收入大约为30万元，妻子在一家皮革公司工作，年薪大约为15万元。主要资产是在温州有一套房子，在杭州和苏州各有一套仍在按揭的房子以及一辆奔驰汽车。

　　"全国范围来说，我的收入肯定是超过了平均数，但是在温州，只能勉强算是中等。而且现在中小企业生存形势不乐观，融资难，竞争激烈，原材料、用工各种成本都在涨，心里头挺慌。"他说。

　　潘骑说，他们不像公务员那样旱涝保收，很多现在拥有的财富可能说没就没了。

　　江西赣州人胡铭慧来自农村，2006年从江西服装学院本科毕业进入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刚来的时候属于3级技术员工，年薪大约4万元，现在已经是加盟中心总经理助理，税后收入大约近30万元。买了一辆价值26万元左右别克君越汽车，至今还未在温州购买住房。

　　提起他的高收入，胡铭慧叹了一口气说，和他一起毕业的同班同学有53个人，大部分人现在做设计师或者在车间做主管，月收入超过5000元的都不多，他属于是混得最好的那一类，但目前仍然和妻子、两岁的儿子挤在公司的出租房里。因为在温州买房没有250万元下不来，这就要不吃不喝工作10年。孩子马上要上托儿所，又是每年上万元的开支，老家的父母都是农民，年纪大了没保障，也需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