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回家看看”入法引争论 被指道德上升为法律

　　6月26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实施的16年里，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脚步快速前进。中国老龄化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家庭养老功能明显弱化。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家庭只有3.1人，家庭小型化加上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使城乡“空巢”家庭大幅增加，如何养老成为一道社会考题。

　　“常回家看看”是否适合写入法律，“居家养老”模式如何发展，草案中一些与此相关的规定引起了社会各界热议。

　　不愿还是不能“常回家看看”

　　在此次草案新增的38条规定中，最为公众关注、引起热烈讨论的条文就是“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一新增规定被媒体解读为“把‘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

　　6月3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该草案时，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表示，在草案研究过程中，有一些意见提出，道德层面的问题不必在法律中写，但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的一种行为规范，通常立法是把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区别开来，但是实践中有些很难完全区别得很清楚。

　　陈斯喜认为，有一些法律是把国家强调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同时法律规范也不是一定都要通过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有许多法律规范是鼓励性、指导性、提倡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把“精神慰藉”写入草案是可以的，目前社会对这个问题比较忽视，从法律上加以强调，有利于弘扬尊老敬老精神，弘扬我国传统孝道文化。

　　“常回家看看”是否该入法，围绕这一规定，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律终于开始关注“空巢老人”的精神需求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常回家看看”属于道德、私人事务的范畴，适用于公共领域的法律不应过分介入，如果法律过于干涉道德，只会适得其反，最终导致法律不被遵守，削弱了法律的效力。现实中，一些子女不是不愿意“常回家看看”，而是不能“常回家看看”。

　　反对的观点认为，随着城市化的迅猛推进，父母在老家，子女在城市中，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路途远、假期少，使一些子女“常回家看看”难以成行。

　　为了保证子女能够“常回家看看”，草案同时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实际上，我国于1981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其中规定：未婚职工探望父母，原则上每年给假一次，假期为20天；已婚职工探望父母的，每4年给假一次，假期为20天，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由单位负责。但在现实中，很少有人享受过这种待遇。

　　此外，草案中如何界定“经常”也引起了争议。一个月回家一次是经常，一个星期回家一次也是经常，半年回家一次算不算经常？“常回家看看”如果写入法律，是否意味着如果以后子女没有回家探望父母，父母就可以把子女告上法庭？

　　支持“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的观点认为，用法律的形式强调“常回家看看”未尝不可，因为法律的本质是弘扬社会价值，在道德伦理弱化或混乱的状态下，法律具有弘扬社会主流价值的作用。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张荆认为，“常回家看看”的立法意义不在于处罚，而在于强调孝道的社会价值。

　　《公益时报》与搜狐公益频道联手推出的“公益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8800多名网友中，超过五成网友认为目前“空巢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心理孤独寂寞。25.23%的网友认为立法提醒子女常回家看看很有必要，有助于增强子女责任心；19.96%的网友虽然认为立法很有必要，但也认为要酌情考虑，对真正工作忙的子女，法律不能苛责；近五成网友表示，子女离家工作造成老人“空巢”，这是目前很多家庭的状态，但如果要用法律的形式强制子女回家看看，既体现不了子女的孝心，也不能真正解决“空巢老人”的心理需求，有待商榷。

　　养老模式宜向“居家养老”靠拢

　　草案首次明确了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对于这一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这次修订提出的“居家养老”模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目前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养老模式也在向这方面靠拢。

　　蔡昉认为，我国选择以居家养老为主要模式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城市的土地这么昂贵，不管政府怎么支持，最终能够提供的机构养老能力，仍然不能支持广大普通老年人的养老需要。

　　现实情况的确如此。目前，我国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只有19.7张，每年取得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只有两万人，全国从业人员不足百万。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许多老人排队等着养老机构的床位，但一些老人一直到去世，也没等到床位。

　　据了解，近年来，由于社会养老成本过高，以及难以解决精神慰藉问题，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强调家庭养老的价值，并对家庭养老给予政府补贴。

　　新加坡政府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建屋局在分配政府组屋时，对三代同堂家庭给予价格优惠和优先安排；在韩国，对于子女和父母各自拥有住房，又选择在一起生活的，政府可免除一方出租或出售住房的所得税。

　　蔡昉认为，草案已经明确社区养老服务是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支撑，但对社区的能力建设规定得不够。“社区养老服务的保障应该满足真正意义上的养老需求，而不是目前社区提供的文体、休闲服务。”他建议，草案应该就保障内容和水平，以及财力的保障作出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