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医患纠纷快速增长，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2014年全国“两会”上，共有90多份建议和提案聚焦医患纠纷治理问题。那么，目前各地在治理医患纠纷时主要有哪些具体机制，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笔者以各地政府出台的相关制度为分析比较的对象，尝试对医患纠纷治理的具体机制进行概括，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

一、当代中国医患纠纷治理的主要机制

2014年9月，笔者通过网络地毯式地搜集了国内对医患纠纷治理的相关规定，共得到能搜索到全文的制度百余项。为了更清楚地显示出医患纠纷治理机制的框架，增强不同地方对比的可行性，本文选取了这些制度中由省、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政府令”或“条例”来作为分析的对象，其中包括天津等10家省级政府制定并实施的办法或条例，宁波等33家副省级城市或地级市政府制定的办法或暂行办法。

对这些制度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可以总结出目前各地在化解医患纠纷时主要采取的10种彼此相关的机制：政府部门分工机制、联席会议协调机制、卫生系统应急机制、患者暴力防控机制、患者权利保障机制、调解经费保障机制、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医调委的工作机制、过错责任追究机制和正面功能挖掘机制。这43项制度中对具体机制的规定情况见表1。其中“√”表示有明确的规定，“-”表示没有规定或规定过于笼统。

(一)政府部门分工机制

在这43项制度中，100%规定了政府不同部门的具体分工情况，但不同部门在相关制度中被明确提到承担一定职责的比率存在显著差异：(1)卫生、司法、公安三个部门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它们被提到并赋予重要职责的比率依次为97.7%、90.7%和88.4%。(2)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财政部门、民政部门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这些部门被提到并规定具体职责的比率依次为：44.2%、32.6%和30.2%。(3)价格主管部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宣传部门、综治和维稳部门、监察部门、民族宗教部门、基层政府也在一些制度规定中出现，但相对比较零散。

(二)联席会议协调机制

在这43项制度中，有58.1%的制度明确规定了医患纠纷治理的领导协调机制，或强调了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主要表现为对联席会议协调机制或领导小组的规定。相关规定主要有三个特点：(1)强调政府的综合协调作用，或建立联席会议，或明确领导小组，并确定该组织的负责领导及组成部门。(2)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主要包括：司法、卫生、财政、保监、公安、综治、法院、宣传、民政等。(3)该协调机制的作用包括：一是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好自身职责，二是协调解决在医患纠纷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三)卫生系统应急机制

医患纠纷最起初的发生地是医疗机构，而医疗机构归卫生行政部门直接管辖，所以，医院和卫生管理部门就成为最直接应对医患纠纷的主体。在所统计制度中，100%地规定了医疗机构或卫生系统的应急措施。对卫生系统应急机制的规定主要包括告知患者应当采取的办法和程序、组织专家讨论、封存现场和资料、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做好调查取证工作等。

(四)患方暴力防控机制

在这43项制度中，有97.7%的制度明确规定了患者严禁采取的具体行为类型。具体而言：90%以上的制度都禁止“阻碍医生执业，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医务人员或侵犯医务人员人身自由”和“违规停尸或抢夺尸体”两类行为;超过50%的制度明确禁止“破坏、抢夺、盗窃、医院的设备、财产、档案等”，“设灵堂、摆放花圈、燃放鞭炮”，“聚众占据医疗机构”，“拉横幅”，“贴大字报”五种行为。针对这些行为，83.7%的制度规定接到警情后，公安部门应当及时赶赴现场;79.1%规定要处置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60.5%规定要对尸体进行合理处置;55.8%规定要教育疏导，防止过激行为。

(五)患者权利保障机制

在这43项制度中，有41.9%的制度对患者一方所具有的权利及实现方式进行了明确规定;也有41.9%的制度基本没有提及患者的权利保障;宁波等7个地市的文件提到了患者的权利，但基本上是简单带过，未详细展开，占16.3%。在具有患者权利保障机制的制度中，主要提到要保障患者的权利包括医疗权、知情权、决定权、隐私权等。

(六)调解经费保障机制

在这43项制度中，100%明确规定医调委的调解工作不向患者或医院收取任何费用。但对于医调委调解经费的来源规定却不一致，天津等8家省级政府规定，医调委的相关工作费用由财政统筹解决，南平等16个地市也做了类似规定，合计24家，占55.8%。如果不考虑是否由财政全额保障，只要有对医调委工作经费来源的规定，就视为具有经费保障机制的话，共有74.4%的制度对经费来源进行了明确，其余25.6%的制度没有明确经费来源。

(七)医疗风险分担机制

在这43项制度中，97.7%明确规定了医疗风险的分担机制，只有《龙岩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缺乏具体规定。在规定了该机制的制度中：泉州市等地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必须参加医责险;浙江、广东、上海等多数地方规定“参加或应当参加”;湖南、广东等地方采用“指导、引导、推动”等更“软”的词;马鞍山、福州、遵义等地市规定“医疗机构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八)医调委的工作机制

在这43项制度中，88%对医调委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主要集中在：对医调委性质与领导机关的规定;对调解员及回避情况的规定;对咨询专家的规定;对调解过程和程序的要求;对受理范围的规定;对申请调解形式的规定;对调解期限的规定;对保密的规定;对调解原则的规定;对调解协议及其履行的规定等。

(九)过错责任追究机制

这43项制度全部规定了对相关过错责任的追究，是相关制度规定中最具有普遍性的机制之一。主要包括：对采取禁止性行为表达诉求的患者及其他人员的法律责任的追究;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的追究;对调解员法律责任的追究;对采取不当方式报道的新闻媒体的责任的追究;对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追究等。

(十)正面功能挖掘机制

正面功能挖掘机制主要是指相关主体在纠纷处置后，应尽可能地在已经发生的纠纷中寻找能够防止类似纠纷再次发生的做法或经验。如上海市规定“卫生计生部门应当对医患纠纷中有关医疗质量安全的信息定期进行统计分类、分析评价，并向医疗机构发布指导意见。”在所统计制度中，44.2%的制度点到了类似要求，但都没有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