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出现轻微违纪问题的干部被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认真自查自纠；有些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领导干部被谈话提醒后，履行“一岗双责”更加积极主动；个别思想上、行为上出现偏差的领导干部被谈话提醒后，切实转变作风，振奋精神努力工作……

　　2015年，广东省印发《关于开展谈话提醒构建抓早抓小工作机制的通知》，要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防止小错酿成大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带头开展谈话提醒，今年第一季度已谈话提醒68人次，其中，对于中央纪委交办存在轻微违反廉洁自律问题的“红脸出汗”谈话8人次。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全省各地级以上市被谈话提醒的领导干部已达4.48万人次，其中被谈省部级领导干部22人次。全省各级党组织及纪检监察机关运用谈话函询，对干部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防止小错误酿成大问题，取得了良好成效。

　　补齐监督短板，传导管党治党责任

　　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王衍诗说：“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习惯了表扬和自我表扬。现在，运用好谈话函询，让干部红脸出汗，逐渐恢复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传统，出现苗头性问题就及时提醒，增补了党内监督的一块短板。”

　　2015年，广州市纪委接到举报，广州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吴某存在违规借用司机问题。经过核查，吴某使用的是自己的私家车，但有时借用公家的司机帮其开车。同年12月，广州市纪委对其进行约谈，吴某当即表态：我对相关规定很熟悉，但错误地以为用自己的私家车问题不大，我立即改正，非常感谢组织提醒。

　　“人无完人，难免会出现小错误，这时就要准确指出和提醒其存在的问题，让其感受到压力，立即整改。”广州市纪委副书记柯珠军说，“同时也要让其感受到组织对干部的厚爱，这是对其自身的一种保护，避免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实际上，通过谈话函询除了能让干部发现并及时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还能够让干部对法规法纪产生敬畏之心。有纪检干部表示，有些干部可能觉得自己的“小动作”很隐蔽，没想到组织也会掌握，让其明白有群众和组织时刻监督自己，他们就会对自己的言行慎之又慎。另一方面，谈话提醒也是传导压力，推动“两个责任”落实的重要抓手。

　　“‘你是第一责任人’这句话，我这次是真的听进去了。”清远市清新区委书记郑小燕如此感慨自己被约谈。2014年，清新区2名原班子成员被市纪委立案查处，清新区该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考核排名靠后，同时该区在党建考核、“三述”活动中亦表现不佳。去年3月，郑小燕因履行主体责任不力被清远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邓梁波约谈。

　　“拿到约谈书面通知，心里就发怵了。见了面，邓书记开门见山直指问题。当时感觉很紧张，脸不只是红了，感觉都发青了。”郑小燕说，“这次谈话让我把‘第一责任人’牢牢印在心里了。”以前，总是就事论事与下级一把手谈话的郑小燕，在以后的谈话中总会提到“我是第一责任人，你也是第一责任人，党风廉政建设你我都有责任”。

　　在实践中，谈话函询正成为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想过河还得有桥，有目标得有手段，谈话函询就是落实‘两个责任’‘一岗双责’的重要载体，我们通过设计谈话统计表格，来反映检查‘一把手’履责的情况，这也促使领导干部层层传导压力。”王衍诗说。

　　卸下思想包袱，激发干部干事活力

　　广东在运用把握“第一种形态”时，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原则，即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努力营造鼓励改革、宽容失误、遏制腐败、干净干事的政治社会环境。

　　“黄书记，请您放心，我回去一定努力工作，希望到时候您再去检查我的工作情况。”这是佛山市顺德区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被约谈后的表态。佛山市纪委接到有关该乡镇党委书记在春节期间组织党政班子赴外地开会的举报后进行核实，查证是市里安排该乡镇领导班子去外地考察古村落建设项目，该乡镇党委书记顺势在当地召开了总结会，但吃住并没有超标。今年3月，在轻处分和谈话提醒的处理方式上，佛山市纪委研究决定对其运用“第一种形态”。

　　佛山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黄力回忆：“这名干部非常感谢组织找他谈话提醒，我注意到他进来时跟我握手是单手握，走时是双手握，从这个细节反映出他真正感受到组织的关爱了。”

　　“第一种形态”除了要让干部红脸出汗，还要更进一步让干部卸下思想包袱，解放干部，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活力。

　　清远市委书记葛长伟认为，谈话提醒可以作为解决干部不作为、释放干部活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抓手。“今年4月，有政府班子成员主动来找我谈话，因为有传闻说他在过去工作上为了尽快发展有踩红线的做法，最近感觉压力很大。我与其谈了一个多小时，首先确定他个人没有问题，针对工作方法上的问题，则明确要求其今后要改正，按规矩办事。”葛长伟说，“谈完之后，他情绪上有很大的变化，明显放下了思想包袱，这对其以后工作是有利的。”

　　通过谈话提醒对干部咬耳扯袖，让干部红脸出汗，最终还是要让干部能够遵规守纪地干事创业。如果因为一次谈话提醒就背上沉重思想包袱，怕被约谈而不愿作为，就违背了组织提醒的初衷。因此，谈话提醒需要做通干部思想工作，真正让其感受到组织的关爱。

　　注重谈话实效，做到“抓小”不“放大”

　　谈话函询要有实效，还得讲究方式方法，“雨过地皮湿”的简单聊天并不能解决问题，这就对谈话主体提出了更高要求。

　　广州市越秀区委书记王焕清讲述了一个自己如何破解被约谈干部“打太极”的实例。今年5月初，该区某局长被匿名举报存在上下班纪律松散、工作上团团伙伙的问题。对其约谈时，该局长则予以否认，表示因为局里人际关系复杂，所以才无中生有，并开始“诉苦”。王焕清说：“见他开始绕圈子，我直接点出问题，问他每天几点到办公室，中午午休到几点，是不是经常和老乡去某餐馆吃饭。他一听就明白我做了准备，脸一下就红了，开始承认错误并表态改正。”

　　王焕清表示，如果没有掌握详细情况，遇到干部辩解，就只能笼统地强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想谈到干部红脸出汗，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也需要纪委配合做好线索提供及核实工作。”

　　在地方实践中，运用“第一种形态”需要后三种形态为后盾，这不仅在于后三种形态的威慑作用，更在于其作为强力措施的实际效力。

　　佛山市某区委书记被举报在工程招投标上存在问题，市纪委对其约谈，但他对问题予以否认。在之后的核查中，纪委逐步掌握了其存在的违纪问题，最终对其采取了立案审查。

　　“运用谈话函询对干部咬耳扯袖，是抓早抓小、保护干部，但不能错误地认为这是对干部的纵容，决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问题严重的干部该处分还是要处分，绝不姑息。”王衍诗说。

　　下一步，广东省纪委将进一步规范谈话提醒工作，切实发挥其“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的作用，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常态，并避免以谈话提醒代替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做到“抓小”不“放大”；同时，将完善制度化建设，把谈话提醒结果作为领导干部评先评优、绩效考核、提拔使用、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将“把纪律挺在前面”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