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正式揭牌。

　　彼时，尚未扩容的自贸区物理空间并不大，总共28.78平方公里。有记者问：这么重要的上海自贸区，28平方公里够不够？“关键是在28平方公里内有制度上的突破，这样才有推广的意义。”时任上海常务副市长屠光绍答道。

　　2014年11月，上海全面启动教育综合改革。

　　“一市两校”教育综合改革中的上海市，历来是教育强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更是高校的“第一梯队”，中国地区间的差异颇大，这些第一梯队的改革能否蕴育中国未来教育改革的路径？

　　上海主管教育的副市长翁铁慧坦言：“中央给我们出了一个很大的题目——怎么当好全国教育改革的探路者、示范者、引领者？”

　　试验田里的果子要成熟，一年两年的时间也许根本不够，上海启动教育综合改革不到两年，可是，我们想知道这块试验田里种子、土壤、光线、温度、水分、种田人等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其中孕育的无限可能。

　　政府要做减法，又要做加法

　　2013年8月，黄浦区大沽路100号，市政大厦一间大会议室。

　　一屋子大约三四十人，这是上海教育管理队伍最为中坚的力量：分管市领导、市教委领导班子和全体处长等。一场务虚会在此举行，专题研讨一个问题：政府转变职能、提升治理教育能力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应该在哪里？

　　务虚会凝聚形成了重大共识：要从管项目、评专项中走出，要把更大精力投入谋划制度、聚焦大事。于是，首先决定的是，从2014年起，要从经费投入率先“自我革命”，把高校专项经费和经常性经费的比例翻个个儿，大幅下放经常性经费到高校。

　　在上海密集采访的一周里，记者之所以对这个场景印象最深，是因为它触发了人们一个深刻的思考：在这场撼动多方利益的教育综合改革中，政府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不是始自今日。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推动了教育体制改革，明晰了中央和地方的权责，但并没有彻底改变行政独大的局面。学校办学听命于政府，各级教育督导机构绝大多数隶属于教育行政部门，政府既是管理主体，又是办学主体，还是评价主体，相当于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是解说员。这种现状带来的后果是自说自话，缺乏公信力，缺乏监督，教育发展因而缺乏动力和活力。

　　“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管办评分离，管理的改革和创新是上游，是基础性的，政府首先需要放权。壮士断腕，并不容易，但没有这一步，后面犹如空中楼阁。

　　改革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改别人，而是改自己，卸下利益的包袱才能轻装前进。有人说，教育发展多改革少，简政放权喊得多做得少，根本原因是政府在切割自身利益方面，难以下决心、出狠手，多放事权，少放人财物权；多放虚权，少放实权。事权不匹配，权责不统一，学校和社会也不愿接。

　　这也许正是那次深入研究讨论的深意所在。

　　“上海市政府能把三件事做好了，教育就一定能管好。”翁铁慧说。哪三件？规划、资源分配、评价。

　　这一过程中，政府既是改革者也是改革对象。推进政府部门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减轻，而是政府角色向现代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转变。

　　盘点上海教育综合改革的多项重大举措，都渗透了管办评分离的核心要义，50多项改革任务中，很多篇幅是谈政府治理教育能力的提升。管办评分离，政府放权是最重要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其他的无从谈起。

　　上海市政府抓的这三件事，既要做减法，又要做加法。减法是不归政府管的政府不再插手，让学校和社会各归其位，充分释放活力。那加法是什么？政府管教育不能走老路，要有创新，要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运用立法、拨款、规划、标准、规则、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

　　三件事中，首先是“规划”，政府如船头翘望者给办学者指引方向，上海用了半届政府的时间来做规划，并认为“值得”，这是根本。其次是“资源配置”，学校与政府规划步伐一致的可以谋求到更多资源和支持，这是引领，高校经费投入改革、高峰高原学科建设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学校要想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支持，要看你的重点学科是不是跟政府的规划一致。最后是“评价”，规划落实得怎么样，资源配置是否具有科学性，效率到底怎么样，教育的效果怎么样，需要水平测试、投入效益的评价，政府要通过培育第三方机构和考试改革等导向性手段，形成系统立体的第三方评价。上海已经在政府购买服务方面做出多种尝试，目前已经培育专业教育评估机构24家。

　　政府能不能放权，让原本属于学校和社会的权力，回归主体，尤其当教育改革走向综合改革后，这一点成为破题之要义，关乎当政者的决心、勇气、谋略，这是上海教育综合改革给其他地方的最大启示。而提升新型政府治理教育的能力，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改革者当先改自己。

　　破解改革的“阿喀琉斯之踵”

　　无论教育改革，还是其他领域的改革，但凡改革，都有个“阿喀琉斯之踵”：改革动力层层递减。上面起了大风大浪，一级级下去，最后变成水纹了，改革缩了水、打了折。

　　上海是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的？

　　“每个教师的课堂最重要，如果改革的思想不深入到教育最基层的细胞，改革就难有实效。”翁铁慧几乎是一字一顿说出了这几句话，上海的执政者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上海一所名校校长开玩笑地跟记者说，中小学课改没有失败的，因为有的根本没有真正改变过，无所谓失败。他坦承课改之难，老师要改，谈何容易？“关了教室的门，怎么教，老师决定，他就是老大啊。”

　　那么，怎么让改革的思想一级级渗透，直至最基层的细胞？

　　从市级层面来说，坚强有力的教育统筹机制，确保教育综合改革不是教育部门在唱独角戏。上海成立教育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和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32个部门是成员，跟教育相关的部门都在其中。平台会根据议题的需要，召集相关部门。一年开几次全体会议，市委领导主抓，教育的综合性难题都能放在这个平台会上解决。

　　这些举措并不鲜见，但是记者观察到一个细节，让人对这个看似普遍的平台会有个耳目一新的认识：这个平台会的会议纪要，等同于市政府发的文件，相关部门都要执行，这就是依据。

　　对规划之看重，是这次上海采访中感受颇为深刻的一点。教育改革发展规划各地都在做，做得功夫怎么样，千差万别，有的只是展望，落不到实处。上海的三大规划，譬如职教规划，细致到每个专业应该怎么发展。功夫在诗外，怪不得上海市教委职教处处长劳晓芸说，“我们追求精准定位”。

　　改革要落实到中间层面——基层政府，并非易事。上海某区的教育局局长跟记者回忆，当时在迎接区级教育综合改革方案答辩时，大家理解是跟着市里的方案走，市里怎么说，区里就怎么说。让他意外的是，里面坐了黑压压的一群专家，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你的区域定位不明朗”“根据区县的特点，你们的短板在哪里”……

　　上面说啥，底下就做啥，亦步亦趋，看似是在追随，实则丧失了改革的要义——要根据本地实际进行发力，所谓基层首创精神是也。从做规划开始，就逼着基层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力点。改革动力的确在传递，上海因而涌现出了大量的基层首创实例，浦东新区率先推行学校法律顾问制度全覆盖、长宁区构建和实施区域小学“家校共育计划”、徐汇区的学区化集团化办学试点、杨浦区的教师分层分类培养发展。

　　改革的动力传递到教育最基层的细胞，更难。

　　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张人利拿一位教师举例。这位教师是教学骨干，班级管理到位，学生成绩好，但是家长反映，学生负担重，师生关系不尽如人意。但时间一长，家长意见淡了，因为学生成绩好。四年级时，这个班学生参加了“绿色指标”评价，原先家长的意见在学生评价中也反映出来了。这位教师开始不接受，学校随即让她看了历届的评价，引导她思考：为什么同样的学校、同样的年级，结论会不一样呢？原先这位教师对学校的教学改革并不积极，但这次评价对她触动很大。

　　类似的改革上海还有不少。比如，针对高校教师的激励计划，就是解决“人在课堂，心思不在学生”的弊病；再比如，高校对于基层教研组织的重新构建，都是充分利用评价、绩效考核等手段的作用，引导教师做改革的一分子，进而凝聚共识，使得最基层的细胞吸纳改革的精髓。

　　上海最近在做一项工作——按照不同专业做生均培养经费的测算，这个工作在全国都没有做过。培养一个某专业的大学生，需要多少钱不清楚，而且专业之间差别很大，拨款只能是粗线条，那怎么行？上海人精细、务实的劲儿真是让人敬畏。

　　这让记者想起海派作家张爱玲一篇散文的题目——《到底是上海人》。

　　回归教育本真

　　采访中，上海一位校长说了句颇值得反思的话：在教育中，我们对于人的研究远远不如对学科的研究。

　　“丢”掉了人，忽略了人，不以学生为本，抛开了学生的身心论发展论改革，都偏离了育人本真，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

　　教育的转型是艰巨的，因为今天所有单纯靠物质、靠资金能解决的问题不再是教育的主要问题，最难的问题在于让教育回归育人本原。

　　2013年，上海教育综合改革方案尚未确定，就先启动了一项改革——“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和评价”，俗称“零起点”和“等第制”。为什么要这么急切？基于众所周知的幼儿园“抢跑”和小学课业负担沉重的这两个相伴相生的沉疴宿疾，一位学前教育专家说：“学前教育多一份力量，后面省八份力量。”在这位专家看来，幼儿园应该培养幼儿的心智、习惯、品行，而不是过早学习加减法等学科知识。幼儿园“抢跑”病根其实在小学，有的小学甚至不再教学生学拼音，因为大多数学生在幼儿园学过了。

　　看似小事，实则大事。基础不行，地动山摇。“零起点”和“等第制”推行后，家长们开始还不太相信：你们真的没有考试了？真的没有像“过来人”说的，一进小学就“收骨头”（上海话，意为长时间的放松后，突然就要收紧的状态）？一些老师在实施初期有担忧：不考试，“等第”哪里来？教导主任也担心：我怎么知道学生知识点掌握了？怎么评价教师一学期的教学？实施一段时间后，杭州路第一小学从教师那里得的到反馈是：“一年级学生真开心啊，学习习惯很好，有强烈的求知欲，这不是更重要的学习吗？！”教导主任得到的启示是：“我要多听课，考试没了，只能靠日常去考量，要更重视过程。”

　　“零起点”和“等第制”实施说到底，是不再分分计较，而是回归到素质评价、能力评价。这才是真正尊重人个性差异的教育评价。

　　在回归本真之途中，有些原本如真理般的问题被质疑。比如，“只要考试存在，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不可能”，上海在对学校用“绿色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后，进行横向比较后，同样一个区，确实存在学业成绩提高、但是课业负担比较轻的学校。再比如，“刷题总是有用的”，这种被很多家长甚至老师奉为法宝的话，也在横向比较中发现并非如此。

　　“‘绿色指标’综合评价改变了教育生态，避免了最恶劣的师生关系、最没有信心的孩子、最不喜欢学校的学生。”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纪明泽说。

　　上海围绕改革构建了三大制度体系，其一就是以遵循教育规律、回归育人本原为重点的育人制度体系。多项改革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比如，上海高考综合评价录取试点今年由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扩展到9所高校，就在尝试招生不只是看冷冰冰的分数，同时也看人。

　　在现实生活中，教育常常要在对功利的追求和对育人本原的追求中摇摆，要通过“挣扎”来认清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上海教育一直得先行先试之利，同时，也更早触碰到深水区的矛盾，对教育本原的追溯，使我们的教育走过了仅仅依赖分数指标、工具价值等判断效益的阶段，重新从个性全面发展、学校内涵建设、育人的人本价值上进行思索和实践突破，这就是新时期回归教育本真的价值追求。

　　跳出教育办教育

　　有个家长来找张人利，想给孩子调座位。为什么？张人利以为理由是太吵、调皮等，结果不是，“同桌小孩不积极参加讨论，不想跟他一组了”。

　　张人利发现，家长的教育理念正在悄然发生转变。

　　这一点进步非常难得。改革者起初就认识到其艰巨。教育改革面临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有历史观念沉淀下来的，也有社会心态方面的，影响教育颇深。“教育改革向深水区，就要远远超出‘小教育’的概念，一定要建立协同联动的治理体系，教育没有自己的利益，培养的人是为社会各行各业服务，应该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教育办教育。”翁铁慧说。

　　跳出教育办教育，要让家长与政府大略、学校改革谋求最大共识，慢慢从排斥到理解进而从领会到接纳。以浦东新区为例，据该区教育局局长王晓科介绍，浦东新区家长整体素质较高，海归多。有些学校专门成立了家长委员会办公室，定期与家长们协商办学事宜。有一些按照以往制度很难做成的事，在家长委员会的框架上，反而好解决。家长委员会中不少是高技能人才，成功人士以及高学历全职妈妈，他们的热心参与，带来不同领域的专业信息，扩大了学校的教育资源。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陆靖说，教学改革“以前是自己玩”，现在学校在尝试把行业岗位标准转化为教学内容。学校选择了部分专业进行试点，看毕业生进入岗位是否有优势，未来的学生培养方案里要引入第三方即行业来评价，以点带面，来带动所有专业教学改革，“学校与其办一堆没有竞争力的专业，不如集中力量办几个有竞争力的专业”。

　　跳出教育办教育，要在改革中充分发挥行业企业、社会机构、社区的作用，这一认识早已有之，但是能否从纸面变成现实，潜力尚待发掘。上海建桥学院是一所民办非营利试点高校，把学生就业竞争力作为核心竞争力，据校长潘迎捷介绍，学校提出打造学生的12项能力，拿到企业去征询，企业给改成了8项，变成自我学习能力、抗压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学校就围绕这8项能力制定相应课程。

　　正因为不拘泥于教育圈子的卓见和行动，上海教育综合改革体现了多方披荆斩棘、效益提升的特点；正是认识到所面临难题也是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上海敢于走向前沿，追求国际经验的溢出效应；正是清醒认识到教育之于国家战略和上海地位的先导作用，才能迎大局大势，跳出原先的局限，找准改革发力点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