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报记者周鹏 贺俊

周英保渴望办下身份证后，和丈夫痛痛快快地去旅游一次。“我可以补办结婚证啊，可以坐火车啊，可以办一张银行卡啊，可以办一张医保卡啊……”她像个孩子一样憧憬着——这些常人看来很简单的事，对她而言，像比登天还难。

“非法”夫妻“我没有户口，46年来，像空气一样存在着。”昨日，周英保告诉楚天都市报记者。

一旁，丈夫陈松炳无奈地看着妻子，说，好想给她一个名分。

在咸宁市双溪桥镇肥桥村共同生活了18年，46岁的周英保从未出过远门。

陈松炳曾在杭州当过兵。“我们的驻地离西湖不远，每天早上要到湖边出操。”秀丽的西湖一直留在他的记忆中，他想带妻子一起去玩玩。

与在南通打工的女儿女婿会合后，4月27日中午，陈松炳一行4人坐客车到了杭州，第一件事是到西湖附近找一家宾馆安顿下来。“请出示你的身份证。”当服务员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周英保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4个人里，只有她没有身份证，她也拿不出结婚证等任何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能不能通融一下，我们有3个身份证，开两间房就行。”但服务员坚持每个入住的客人都需要提供身份证，临近五一假期，这方面抓得更严。

周英保退到一旁跟丈夫商量，她晚上随便找个地方窝一夜就过去了，“不住也没什么。”

陈松炳心头一酸：“那怎么行，我们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在外面。”

女儿女婿也不同意，大家继续换家宾馆试试，一下午找了七八家，都是必须提供身份证。眼看天色渐黑，他们把目光投向背街小巷，最终在晚上10点左右找到一家小旅社，好说歹说才开到了两间房入住。

这一段小插曲给杭州之行蒙上了阴影。每次走进小旅社，周英保总是默默走在最后，有事也从不主动找前台，都是要其他人去说。“躲躲闪闪的，好像见不得人。”“严格意思上说，我们好像是非法夫妻，可她确实是我老婆啊。”陈松炳无奈地说。

黑户46年

1998年底，陈松炳把周英保带回家时，就知道她是个黑户。

当时，陈松炳的妻子已经因病去世3年，留下3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只有15岁，最小的也只有10岁。“孩子要上学，我只有拼命挣钱。”他把孩子留给老母亲照顾，跑到大冶市金牛镇观角村种西瓜。由于干活踏实，村里有人跟他介绍了邻近的江夏区瓦窖村的周英保。“我们相差14岁，我家里穷，还有4个孩子。”26岁的周英保虽有婚史，但身高170厘米，苗条可人，只有160厘米的陈松炳有些瘦弱，觉得对方不可能看上自己。

没想到，周英保第一次见面就点头同意了。“穷不怕，只要两个人合得来就行。”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后，陈松炳想去领张结婚证，才知道周英保没户口。那时候的农村，户口的用途远没有现在这么广泛，有些人甚至一辈子都难用上几次。“没有结婚证也是一家人。”两人都经历过一次婚姻，周英保对陈松炳的3个孩子很好，有好吃的总是留给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小女儿怀孕时，周英保就让她住家里方便照顾，生孩子的时候也在医院跑前跑后。

关系越来越融洽后，3个孩子都把周英保喊妈妈，她感觉自己的付出很值得。“她们都是好孩子。”大女儿每年过年都会专门带她去买衣服。

她想要个名分

陈松炳会木工，他曾在咸宁城区的建筑工地上打工，还当过工头。孩子们渐渐长大后，周英保就夫唱妇随跟他到外面打工，有时候做小工，有时候做饭。

没有户口，也就开不了银行账户，周英保发的工钱都存在陈松炳的卡上。虽然她的手中握有卡，也可以到柜员机上取钱，但这些钱的名字并不是她。

陈松炳觉得对不起周英保。18年的相濡以沫，却无法给她一个法律上的保障。

2010年，靠着勤扒苦做，陈松炳和周英保在咸宁市咸安区买了一套120平米的商品房。办房产证时，周英保没有任何异议地说：“写儿子的名字吧，反正我也没有身份证。”这套房子是两个人的共同心血，虽然这个女人毫不计较地让给了孩子，陈松炳还是被那句“没有身份证”说得有些心酸。

陈松炳曾试图补偿，条件好一点的时候，给她买过金项链、金手镯等。他们还去拍了婚纱照，挂在新房的墙上。“她总是要我不乱花钱，多给孩子们买点东西。”他们从未红过脸，是大伙眼中的模范夫妻。

虽然周英保一再强调，没有那张结婚证也无所谓，这次的杭州之行还是让这种遗憾放大了。“无论我们心里是怎么认可对方，在别人眼里都抵不过那张纸。”这种偷偷摸摸的感觉，在他们无法买到火车票，只能在路边坐等客车时尤为明显。

此前，周英保曾两次怀孕，因各种原因没有生下。“没有孩子，我也不能让她不明不白地跟着我。”陈松炳决心无论如何要解决掉妻子的户口问题，给她一个真正的名分。

奔波多年无果

挎着一个破皮包，骑着一辆摩托车，从2012年起，陈松炳开始奔走于武汉江夏区、黄石大冶市与咸宁咸安区三地，为周英保跑户口。

咸安区双溪桥派出所民警提醒周英保到出生地补办户口。陈松炳找到了周英保在瓦窖村的兄弟姐妹，也找到了村委会证明，她在当地出生长大，后来嫁给了大冶金牛镇的彭某。

按照舒安乡派出所的要求，需要周英保的户籍原始凭据，如档案记录、销户记录等。可是，陈松炳在江夏区档案馆找到的记录里，只有周英保父亲周正地的名字，写了家里有11个人，几男几女，却没有名字。父亲去世后，哥哥们各自成家立户，原本的户籍已无从寻找。

她拥有来自家族的认可。周家家谱第11卷504页记载：周正地，生女三，次女英保适大冶彭某。唯一算法定记录的是1998年离婚时，大冶市法院的离婚调解书，里面是个曾用名：周英宝，女，汉族，大冶市人，农民，住在本市高河乡观角村。

舒安乡派出所认为，法院调解书上写了周英保是大冶市人，户口办理应该到大冶。大冶市金牛派出所却表示，其前夫彭某的户口上，也没有任何周英保的信息，应该到出生地办理。

办理户籍的事情，就这样陷入了死胡同。

去年底，万般无奈的陈松炳找到楚天都市报记者。记者跑遍上述派出所，得到的说法一致。舒安乡派出所民警表示无法查到凭证，暂时无法办理。

记者将此情况向省公安厅反映后得到回复称，通过初步调查，并与武汉、咸宁和黄石三地公安沟通，周英保的户口应该武汉市公安局办理。

今年1月，周英保按照要求递交了村委会证明、离婚调解书等证明材料，等待武汉市公安局审批。4月，舒安乡派出所民警通知她，需要再补一些人证和物证的材料。

6月20日，记者再次陪同陈松炳和周英保来到舒安乡派出所，民警表示，落户要求非常严格，他们也一直在等待市局的批复。

然而，至今仍无结果。“没想到这么费劲。”两个人渴望办下这个证后，痛痛快快地去旅游一次。“我可以补办结婚证啊，可以坐火车啊，可以办一张银行卡啊，可以办一张医保卡啊……”她像个孩子一样憧憬着——这些常人看来很简单的事，对她而言，像比登天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