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西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东端，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松山镇大山之间的一座小学，仅有3间教室、整整运转了50载；如今，这所小学已完成使命，孩子们都去县城里的小学读书，那里设施更好、师资更优，承载着几代人的梦想，孩子们终于有机会走出大山。

　　西南腹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大堰沟村，以“山高水冷石头多”闻名；如今，这个有着3200人的村子八成农户住上楼房、许多家庭是三层的白墙红瓦别墅，去年人均纯收入已经超过1.5万元，个中原因，是技能改变命运，教育创造了财富。

　　南国之滨，位于海南岛中部五指山南麓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山清水秀，过去优秀教师引不来、留不住；如今，一所所专为贫困儿童提供优质教学的思源学校拔地而起，还引来了湖北黄冈等地的优秀教师。孩子们的人生，再也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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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扶贫的美好图景正在中国大地上全面铺展。

　　5年，5575万人脱贫，这是中国“十三五” 扶贫攻坚的行动路线图。在扶贫脱困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阶段，从中央到地方，从教育系统内到教育系统外，多重力量相互交织，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教育扶贫网络，精准发力“拔穷根”。

　　乡村教师的待遇显著提升，学校教学条件明显改善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内抓喜秀龙乡代乾教学点在海拔3400多米的雪山深处，这里仅有13名学生，是全县最偏远、海拔最高的学校。记者走下车来，高原上呼啸的寒风抽打在脸上又痛又冷。这样的学校，有老师愿意来吗？能办好吗？“1993年，学校才通了电，但是太冷了！天转寒时，师生们就要捡拾牛粪烧火炉取暖，但晚上睡觉仍要‘穿靴戴帽’，耳朵上都是冻疮。” 坚守代乾教学点28年的藏语老师张拉毛东智感慨万分：“学校条件改善是在‘全面改薄’以后，新安装的热水锅炉供暖系统24小时恒温，暖和极了。”最重要的是，乡村教师的待遇显著提升，张拉毛东智每月工资6800元，老师也肯留下来了。现在，这个教学点共有2名藏语老师、1名英语老师和1名汉语老师，其中一人获“县级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在甘肃乃至全国，有一大批像张拉毛东智一样的老师，深切感受到教育扶贫的力量。近年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项目工程，《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等，将提高贫困人口综合素质作为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教育扶贫。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七部委《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使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2013年底，“兜底工程”——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启动。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教育扶贫被赋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使命，并对各个学段、各种形式的教育扶贫提出明确要求，对教育经费保障、乡村学校建设、贫困家庭学生就业等，也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教育扶贫的“总攻令”已经发出，教育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的理念深入人心。

　　偏僻落后的山村走出了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希望之光在一个个贫困家庭升腾

　　5月的阳光在海南已经有些灼热，站在记者面前的黄心诗是个皮肤黝黑的小姑娘，她有些腼腆地告诉记者，自己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妈妈在保亭县城当清洁工，如果不是海南省的“教育扶贫移民工程”，她可能没有机会继续读书。

　　自2008年以来，“教育扶贫移民工程”被列为重点民生工程，在海南省全力推进。所谓“移民”，就是把贫困地区或其他边远农村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生迁移到县、市城区集中就学，承载这个任务的就是在海南遍地开花的思源学校。目前，海南已建成24所思源实验学校，为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提供优质学位5万多个，贫困地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初中阶段入学率分别达到98.2%和96.3%。为确保从边远贫困地区接收的生源进得来、留得住，海南省财政还为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生活和交通补助，部分市县对单亲、孤儿等采取差别化补助措施。

　　“有了思源学校，继续读书的人多了。”更让海南省保亭县思源学校校长叶琳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的变化。“孩子刚来的时候，光脚的、穿拖鞋的都有，上厕所也不知道冲水，现在他们讲文明懂礼貌了。” 昌江县七叉镇大仍村村委会副主任罗阳峰由此看到了村子未来的希望，“2012年以来，我们村有40多名学生从思源学校考上县重点高中。未来10年，相信村子里会有更多的孩子考上大学。”因为教育扶贫，这个偏僻落后的黎村走出了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希望之光在一个个贫困家庭中升腾。

　　类似的政策在全国许多地方同时推广。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松山镇德吉新村，记者就在南阳山片“下山入川”生态移民工程的移民点看到了从高海拔地区“移民”过来的藏族老汉张统山一家。“移民过来好得很！”66岁的张统山笑得眯起眼睛。原来家里住着土房子，吃水全靠肩膀挑，一家人种豆子、洋芋，靠天吃饭，即使是最好的年景，一年最多收入2000元。娃娃上学要走4公里山路，走不动，家长就背在身上，为接送娃娃上学，儿子、媳妇不能外出挣钱。现在好了，学校就在家门口，娃娃自己就能去，儿子、媳妇可以出去打工了，一年能挣1万多元钱。张统山一边说，一边指着墙上的4张奖状，这是他的两个小孙女得来的，姐妹俩在家门口的德吉幸福小学，一个上四年级，一个上幼儿园。“喜欢学校！”孩子们调皮地说，“原来早上上学掰块馍馍带着，中午馍馍就着水吃。现在学校管饭，有香喷喷的臊子面、米饭吃。”

　　和山间村落里黑暗低矮的校舍相比，德吉幸福小学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新修教室宽敞明亮，还有标准化的操场。音乐课、体育课、美术课都已开齐，因为资助政策的全覆盖，孩子们除了交一点校服费，书本、午饭全部免费。

　　脱贫需要因地制宜、创新思路。受自然条件、生产条件的制约，很多贫困人口在“不挪窝”的情况下很难摆脱窘境。适时选择“移民”，将贫困儿童搬至县城就读，或者将整个村落从山上搬到平川，都是地方做出的新探索。

　　贫困家庭学子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一人高质量就业，让全家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职业学校是个好地方，既可以升学，也可以就业，我打算3年后去大学深造。”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职业中学，父母早亡、靠亲戚带大的一年级汽修专业彝族学生乔阿散并没有对生活失去希望。

　　盐源县天味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怀强是盐源县职业中学种植专业果树班90届毕业生。毕业后，他自己创业，开办工厂，生产的苹果干热销西南地区和北京等城市，最近还在张罗网上销售平台。

　　在教育扶贫的系统工程中，职业教育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盐源县职业中学校长沈文革说，从眼下看，职业教育可以让学生短期内掌握一门技能，凭技术吃饱饭；从长远看，职业教育让一个学生乃至一个家庭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加强有专业特色并适应市场需求的中等职业学校建设，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的扶贫新路径。对贫困家庭来说，培养出一个孩子，就可能给全家人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

　　在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扶贫巾帼励志中专班，职业教育同样改变着孩子们的命运。该校校长张毅生介绍，海南农村让男孩子读书、女孩子打工的现象很普遍，但因为没有技能，她们被辞退、解聘的很多，回到农村之后就会变成新的贫困人口。针对这类现象，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联合省妇联创办扶贫巾帼励志中专班，让农村贫困女孩免费上中专，每个月还提供300元生活补助和勤工俭学岗位，鼓励学生学技术、立志向、强本领，帮助家庭脱贫致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如今，在海南，初中升高中与升中职的比例已达1∶1。海南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说：“教育扶贫一方面是要让各级各类学龄儿童上得了学，保证好的教育质量；另一方面是职业教育，让每个人都能掌握一技之长。”

　　建档立卡、动态管理，脱贫销号、返贫挂号，“大水漫灌”变为“精确滴灌”

　　精准扶贫需要改变以往“大水漫灌”的做法，实施“精确滴灌”。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建立准确的大数据平台，准确跟踪、精准到位，是教育扶贫的重要方向。

　　站在甘肃省教育厅的会议室里，墙上投影显示出“甘肃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其中包含甘肃全省417.21万贫困人口的信息。点击“贫困户管理”，界面上显示出“2015年：全部贫困户1008335户、4172142人，未脱贫611780户、2537496人，预脱贫84042户、346062人，返贫8847户、37181人”。左侧是一列下拉菜单，显示各市贫困人口的数量。依次点击：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华藏寺镇→岔口驿村→东下组，界面右侧便显示出该村小组的贫困户列表。选中“张某”，可以看到他一家的状况：妻子38岁，小学文化程度；儿子16岁，初中在读，女儿3岁；父亲72岁，患有慢性病；母亲70岁，文盲。致贫原因是“缺资金、因病”。于是，当地的扶助政策“对症下药”：帮助夫妻俩发展生产，为两个孩子提供教育帮扶，对两位老人进行社会保障。图表还包括联系方式、张某银行账号、计划脱贫年份等信息。

　　什么是精准？从甘肃全省400多万贫困人口的茫茫人海中，一下子就能找到张某一家，随时掌握家庭内每个人的情况，并给出具体帮扶措施，这就是精准。屋内，是400多万贫困个体的详细信息，窗外，是温暖的风与啾啾的鸟鸣。恍惚间，记者竟有了“不出户，知天下”之感。

　　识别贫困人口是精准扶贫的基础，怎么做？天祝县教育局副局长谢玉泉说：“我们组织驻村工作队和乡村干部逐村逐户调查摸底，按照倒序排名办法，通过农户申请、小组初审、村‘两委’评议、村民代表会决议、村乡公示、县级公告，精准确定75个贫困村、1.23万户贫困户、4.66万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动态管理，脱贫销号、返贫挂号。”

　　从“扶上学”到“扶就业”，从学得好到用得上，教育扶贫的靶向还需更加到位

　　采访中，一个家庭的经历让记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单身母亲王欢，靠打零工、捡废品拉扯两个女儿长大，在国家教育资助政策的帮助下，大女儿毕业于甘肃中医药大学，小女儿在中央民族大学本科毕业后被保送攻读研究生。按说，至此，这个家庭应该苦尽甘来。但遗憾的是，由于大女儿所学的藏医专业，岗位需求有限，毕业两年，仍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一边复习准备执业医师考试，一边打零工贴补家用。这一家的境遇令人反思：我们如何保证每一个学生都学有所成，不陷入一毕业就失业的困境？如何为每一户贫困家庭和每一个贫困儿童分析并寻找真正适合他们的个性化扶贫之道？如何准确评估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

　　当然，教育扶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还体现在诸多方面：

　　——如何让老师带着真情实感留在贫困地区的学校？贫困地区教师的待遇已经大幅提高，但是依然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如何从生活脱贫到精神脱贫？很多“扶不起来”的贫困村、贫困户，主要是缺乏脱贫致富的勇气、踏实肯干的精神、人穷志不穷的志气。

　　——如何进一步提升贫困地区的教育信息化水平，更新贫困地区教师的教学理念？怎样进一步鼓励教育系统内部和外部协同发力，以发展教育为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如何进一步引导利益相关群体的多元参与，有效形成合力？……这一切，都要求教育扶贫工作始终用改革的思维创新办法，特别要以问题为导向，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

　　更重要的是，要时刻注意到，“脱没脱贫要同群众一起算账，要让群众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