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那是不是说,如果不转型,我们的科研也可能走上“重复”而非“创新”的道路?

汪品先:举例来说,我国做深海研究最早的是微体古生物学,对照图版在显微镜底下点化石,就可以研究深海沉积,中国、印度等国的深海研究就是这样起步的。这也是30年前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只要有台显微镜,有个水龙头,就可以“向深海进军”。

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科研工种,比较费时费功,但在一没有条件出海采样、二没有仪器分析样品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相反,发达国家则更多地采用精密仪器分析样品,不但多、快、好、省,而且产生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两者的区别在于劳动层次不同,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工种要思考的成分不多,以至于有些学生喜欢边听音乐边看显微镜；而“深加工”则要求思考,是智力劳动密集的工种。

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很多实验室的仪器比一些发达国家的还要好、还要新,但一些科研工作者的研究习惯、思考层次依然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上。就拿地球科学研究来说,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正在整体进入转型期。从前为了现象描述而越分越细的地球科学,现在又回过头来相互结合,进入了系统科学的高度,探索机理已经成为国际前沿的主旋律。各种文献里,“俯冲带工厂”“降尘机器”“微生物引擎”之类的关键词频频出现,汇总全球资料、跨越时间尺度的新型成果也纷纷呈现。即便是地方性的研究,也带有“局部着手,全球着眼”的特色。然而,正当国际学术界在向地球系统科学的核心问题发起攻势时,我国学术界却在热衷于计算论文数量。

因此,就像需要依靠高科技实现经济转型一样,科学研究也需要转型。我国的出口商品已经从多年前的领带、打火机发展到手机、高铁,我国的科学研究也需要向学科的核心问题进军,需要有原创性的突破,这就是转型。现在我们处在“中等”状态,往往是从外国文献里找到题目,买来外国仪器进行分析,然后将取得的结果用外文在国外发表,这当然是我国科学的进步,但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科学上的“外包工”。想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就不能只注重“论文优势”,应该在国际学术界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学派,有自己的题目。

记者:“论文优势”似乎是一把双刃剑,它让我们的科研人员迅速站在了国际研究的巅峰位置,但这又容易掩盖数字背后的真实问题。这种“数字崇拜”为中国科研创新转型发展带来了哪些障碍?

汪品先:阻碍转型的因素很多,但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过于看重物质,忽视了精神。当前,片面追求论文数量的偏向,就是这种导向的产物。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科研转型就很难实现。

问题出在以论文数量为基础的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上。科学进步的评价难以量化,而在一个诚信不足的社会里似乎只有量化的评价才能显得公平,不能量化也得量化。于是,很多科研机构都把论文数量作为评价标准,反正三篇比两篇好。如果分辨率要提高一点,那就用论文发表刊物的影响指数加权,这就造成了有些单位按论文数量乘以影响指数发奖金的做法。这类不合理的物质刺激办法,可以催生出大量的论文,却促进不了科学进步和创新,反倒客观上阻挠着科学的转型。

更严重的问题,是学科发展中的经费投入的走向。对于有些单位来说,发展科研无非是造房子、买设备、抢人才,而抢人才的力度与年薪的高度正相关。于是,在国企领导纷纷削减收入的背景下,某些地方科学人才的标价却一路飙升。这类“抢人才”的恶性举措,不但本身缺乏可持续性,而且对学风建设起着负面作用,是科学转型大潮中的逆流。

当然,这类问题只是发生在部分单位的部分学科,更普遍的问题在于我们科学发展中的精神支撑不足。我这里指的是科学与文化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是科学研究作为生产力的重要性,忽视了科学研究的文化属性,而缺乏文化滋润的科研就会缺乏创新能力,成为转型的阻力。

科学具有两重性——科研的果实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科研的土壤是文化,而且是先进文化。作为生产力,科学是有用的；作为文化,科学是有趣的。两者互为条件,一旦失衡就会产生偏差。假如科学家不考虑社会需求,只知道“自娱自乐”,科技创新就必然萎缩；相反,失去文化滋养、缺乏探索驱动的科学研究,只能做一些技术改良,难以有创新突破。

科学与文化的脱节,与我们的导向有关。中国历来偏重科学的应用价值,忽视科学的文化本质,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典型。其实,科学的创造性就寓于其文化内涵之中,失去文化本性的科研,可以为技术改良服务,却难以产生源头创新。现在,我国从科学院到高考,都有文科与理科分割的毛病,科学与文化之间切出了深深的断层。科学与文化关系,是我国科学转型中一个重大题目,两者的脱节将是我国科研转型的重大障碍。

饶毅:十几年来,中国有很多人提过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但实质是,这一问题在全局层面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在具体层面,有些单位解决得很好,有一些进步,但总体而言,科技体制改革不如人意。很多应该负责的人,对于改革工作都拈轻怕重,所以,能否深化改革,不在于方向不明确,而在于缺乏推动的人。在过去,我国的研究资金比较少,显得问题不是特别严重。现在经费充足,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导致了大量浪费。

全社会的道德滑坡继续,也导致文化成为改革的阻力。以前大学生普遍因为道德和面子而有所顾忌,现在的不少毕业生普遍追求利益而不顾颜面,道德更只是对其他人的要求。申请经费从少数人打招呼到普遍打招呼,不打招呼被理解为不尊重评委,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可以因为积极搞关系而连续几年影响部委的经费,这些都是以前不可想象的。我们招聘到很多科学潜力很好的年轻科学家,但是,他们将在什么环境中工作,他们在竞争提高科研水平的同时,是变成了优雅的科学家还是变成了狼,恐怕也是令人担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