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岁月的年轮悄然走过，十八大以来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也已经进行了近四年。回顾近几年的反腐历程，铁拳反腐力度空前，没有“铁帽子王”，没有“丹书铁券”，超百“虎”入笼，数十万“苍蝇”被打落，海外“猎狐”大网不断收紧，“百名红通”的名字正一个个被划去。

相应的，在反贪风暴下，一个个贪官的真实嘴脸被暴露在人们面前。他们在位的“高明”表演与沦为阶下囚结果的自相矛盾，质的变化，活像一幕讽刺剧，丑态百出，令人啼笑皆非。渐渐的，人们对贪官形象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在公众面前，他们有人意刻画自己廉洁奉公、嫉恶如仇的形象，大唱“反腐经”，猛烈抨击腐败分子，正义凌然；在工作岗位上，他们可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工作狂”，可能是善于领会“领导意图”并巧妙执行的好下属，可能是亲近百姓的好领导，可能是“三好干部”、“明星官员”，但在政治欲望、金钱美色面前，他们却对声色犬马深度迷恋、无法自拔，忘记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忘记了在党旗前的誓言，忘记了高悬在自己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既然伸了手，终有被捉时。当他们东窗事发，身陷囹圄时，才发现自己的“假面”根本无力掩盖，只不过是“一叶障目”式的自欺欺人。

前车覆，后车鉴。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梳理出近年来落马官员的七种腐败“画像”，探究贪官的多样心态，为您揭开他们的“假面”。今天我们推出第一期，讲述“政治愿望落空型”落马官员的故事。

(图片人物从左至右依次为：吕福春、陈锡诚、戴晓明)

2016年8月25日，一则消息引起公众极大关注——新出炉的辽宁省委巡视整改通报透露：省委原书记王珉，在个人政治期望没有实现后，消极堕落，甚至抵触中央，导致省委领导核心作用弱化。民众不禁好奇，作为正部级的封疆大吏，王珉已是中国政坛的佼佼者。在如此之高的位置上，他还有什么政治愿望没有实现？可见其政治野心之大。

然而，记者通过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个人政治期望落空后，消极堕落的不止王珉一人……

落选中央候补委员后 他迷信鬼神、意志消沉

今年9月18日，中纪委网站通报了天津市委原委员、津南区委原书记吕福春严重违纪案。通报指出，吕福春39岁成为正局级领导干部，43岁被列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44岁成为副市长考察对象，工作能力不可谓不强。但在个人成长进步道路上遇到一点点“不顺”，特别是中央候补委员和副市长考察相继落选后，他便背弃共产党人的信仰，迷信鬼神，到虚无世界里寻求护佑。

吕福春仕途发展欲望极强，把个人地位的高低看成是“人生成败的标志、光宗耀祖的招牌、获得利益的来源”，“把求取升迁当成头等大事，到了朝思暮想的痴迷程度”。他常让下属陪其下棋到凌晨，对外塑造“白加黑”忙工作的形象；喜欢大规模批量提拔干部博“口碑”，为个人升迁增加“砝码”；挖空心思送礼跑官，拉关系找路子；中央候补委员落选后，他极度失落，此后意志消沉。

吕福春最初与企业老板交往还谨小慎微，但日子一长，觉得交情到了，认为“有所表示属情理之中”，从烟酒到虫草以至于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钱物都安然收下。每年的“生日宴”和因私外出的费用全由私企老板买单；他还将几件假古董以高价“卖”给那些明知有假的老板；从一个老板那里借钱，以亲属名义去另一个老板的公司投资入股，玩“空手套白狼”。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当这些老板找上门来求其帮忙时，他就打招呼、作暗示，利用职权为他们在工程招投标、项目验收、办理贷款等方面谋取利益，走上违纪破法的不归路。

以前的下属成了自己的领导 他沉迷电子游戏、炒股

他不好女色，却沉溺电子游戏出入街头电玩馆，常常夜不归宿，仅仅因为仕途不得志。从所谓“有所取有所不取”，滑入贪得无厌大肆敛财的深渊，他就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副厅长陈锡诚。2012年12月，陈锡诚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罪作出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2年。法院的一纸判决书，将陈锡诚的各种侧面捏合在了一起，向人们展现了一个“非典型贪官”立体形象。

陈锡诚出身于红军家庭，从大学毕业到官至副厅长，仅用了14年，可谓平步青云然而，然而仕途上“想再进一步”却难以如愿，陈锡诚在副厅长位置一干就是15年。其间，省建设厅先后换了四任厅长，他始终原地踏步，这与他此前的顺利上升形成了强烈反差，特别是，有的人以前还是他的下属，现在却成为他的领导，这让他的心理失去平衡。

陈锡诚自视甚高。在他的心目中，吃喝嫖赌属于低级趣味，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堕落到那种地步。或许还有点表现自己“卓尔不群”的意味，他选择了在高官中极为另类的喜好：电子游戏。陈锡诚迷恋上电子游戏后，常常连夜光顾偏僻小巷的游戏室，以此消磨漫漫长夜。

“我们曾以为，他常到小巷中甚至地下室的游戏室是为了赌博，但调查后发现他并没有进行赌博活动，这让我们很奇怪。”反贪局侦查员说，一个40多岁的副厅级高官，就像10多岁的孩子一样，成天混迹于各种不入流的小游戏室，这的确显得另类。

除了沉溺电子游戏外，陈锡诚还迷恋上炒股。他自认为“对数字敏感”，既然在仕途上停滞不前，就想在股市上证明自己的能力。但一次次“套牢”、“割肉”后，他的资金出现了问题。为了能继续在股市中“搏击”，他把目光对准了“老朋友”。在他看来，这些人靠他的帮助赚了大钱，现在他需要钱“创业”，他们自然应当鼎力支持。这一时期，他索贿的对象集中于以前得到他帮助的关系户。对自己这段时间的心态，陈锡诚有过精辟的总结：“只想逃避现实，麻痹自己。”

在工作方面，他一改以前勤勉的工作作风，连“熬班混日子”都不愿意，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领导安排工作找不到他，干部汇报工作找不到他，分管的工作一片混乱。他在忙什么呢？一方面，他继续沉溺于电子游戏和炒股；另一方面，他撕下了自己脸上的最后一层薄纱，毫无顾忌地收受贿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完全扭曲。失去了工作和生活的动力，只想着用权换钱。”

两起“癌症事件”让升迁无望的他认为没钱就没有安全感

戴晓明，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2014年5月19日，戴晓明因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高中毕业戴晓明下乡当知青，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上大学，毕业即分配到当时的温江地委农工部工作。1983年地市合并，戴晓明调往成都市农委，一年后入党。“84年全市被提拔的年轻干部不多，我一直作为三梯队的后备干部在培养。”1985年1月，尚未满三十岁的戴晓明即被提拔为成都市农委办公室副主任。

农委工作4年后，戴晓明被调往成都市政府办公厅，1991年提拔为成都市政府办公厅第二秘书处处长。同样经过了4年，他被安排至青白江区任副区长，1998年任青白江区区长，2000年11月任青白江区区委书记，仕途坦荡。根据他自己的交代，在这期间，乡镇、部门及辖区内企业为争取其支持，已开始送礼，他并未拒绝，把这些当作“官场生态”。

早在当上区长时，戴晓明已为自己确立了下一步“奋斗目标”——争取当上副市级领导。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工作上几乎不要命，几十年从未休过公休假，生病再严重打几小时吊针马上回到工作岗位”，他告诉纪检人员。

不过这一目标并未如之前的坦荡仕途一样顺利抵达。2005年9月，戴晓明到市经委任主任一职。2006年他希望升任市长助理，没能如愿。2007年，他见资历、能力与他差不多的干部提拔到副市级领导岗位，反观自己已年过50岁，“感觉升任希望越来越小”。政治追求落空后，戴晓明希望用经济来补偿，于是主动申请到成都工业投资集团任董事长。2007年12月，戴晓明走上后来导致他落马的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岗位。

“看着与我资历一致或年轻很多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走上重要岗位，感觉自己在各方面都不比别人差，心里总感到委屈。特别是从经委主任到工投集团，从党政重要部门到企业，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政治目标完全落空，人生的路越来越窄、越来越短，就想用金钱补偿。心想升官发财，说到底最终都是钱，只有有钱，才最安全。”戴晓明在忏悔中透露了自己的堕落原因。

此时，还发生了两起“癌症事件”，对戴晓明刺激颇大。任职工投集团期间，他听说一位副市级领导干部患了脑瘤，治疗花费几十万元，因自费药无法报销，最后只得卖掉自己的房子支付医药费。另一件则是他亲身经历，一位工投集团的老干部患有尿毒症，抢救一个月花了30万元，也是无法报销，自己帮助协调解决。

联想自己升迁无望，戴晓明认为，唯有金钱才能带来安全感。他其实给自己算过一笔账，工作九年收入能有400万左右，他和爱人的退休工资加起来也有1万元左右，日子可以过得非常不错。不过这样的结果并未令他感到满足，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下达的一审判决书上，清晰列明被告人戴晓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送的现金、购物卡及代付的房租，共计折合人民币1479.21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小结：

既然提拔无望，那么就捞一把，能捞多少捞多少，以上官员的这种心态和“腐败论”，应该说并非是孤例，而是很多官员的内心真实写照。要么获得提拔，要么自甘堕落，在这些官员的眼里，“不成功便成仁”变成了“不成功便腐败”，官员的这种腐败心态是十分可怕的，因为“提”无止境，谁又真的知道自己仕途的上限是什么？

金钱铺就的官路，永远是一条不归路。正如中纪委网站在通报吕福春案指出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心无旁骛地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时刻拧紧“总开关”，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必须正确对待个人进退，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及勤勉敬业的精神。必须严以修身、廉洁齐家，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始终重品行作表率、知廉耻扬美德，做清廉家风的引领者。必须慎独慎微、抵制诱惑，积极践行“亲”“清”政商关系要求，始终明底线知敬畏、守纪律讲规矩。

(本期组稿 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