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阵地 寸土必争

　　日前，以违背社会公德的方式贬损邱少云烈士形象，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判处“作业本”、加多宝向原告邱少华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元。一元钱，数目之微，可以不计，但意义之巨，却无与伦比。应该看到，无论此案，还是不久前了结的狼牙山五壮士案，本质都是舆论阵地的激烈博弈，分毫不能相让，寸土誓必相争。

　　毛泽东说：“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难发现，近年来网上网下类似诋毁领袖、抹黑英雄、曲解史料、攻击体制等行为，与敌对势力当年在苏联政治剧变中上演的舆论闹剧何其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一元钱的判决”远不止于物质的胜诉，而是舆论博弈的胜利。胜利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可以使社会大众明了政治的大是大非、认清历史的真实面目、回归英雄的精神标高，看透“推墙派”“深船派”“带路党”“凿船党”的险恶用心，从根本上防止出现苏联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悲剧性局面。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得人心者得天下。无论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年代，还是风平浪静的和平时期，舆论领域的博弈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铸魂与蛀魂的较量也一刻没有停息过。当年，红军在湖南炎陵县城写下一幅标语：“优待白匪投诚的白匪士兵！”白军占领县城后，将标语中的两个“白”字改成“赤”字，红军二次打进县城，又改了回来。一“赤”一“白”，县城几度易手，标语几次更改。

　　伟大的长征不仅是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生死较量，也是舆论阵地的激烈博弈。红军内部设有专职宣传员或“山歌队”，在战场上用歌声瓦解敌军，在生产时用歌声相互鼓励，到农村用歌声感化群众。每到一处，红军都要组织群众教唱革命歌曲，进行文艺演出，张贴宣传标语。红六军团出发时携带的各类宣传品多达160万份，光挑印刷品的担子就有近百副。红军唯一的官方报纸《红星》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出版长征专号28期。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写道：“毛的真正创造性在于他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与马克思主义。” 这个“创造性”敌人也很清楚，而且更具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在长征期间连续三次报道了“朱德死亡”的消息，以乱我军心，打击士气。1935年4月9日称“朱德即共匪中三大领袖之一，已于三日前阵亡”；4月16日又载“我们朱先生死了，即是匪魁朱德”；4月19日再报“朱先生此次在猪头口作战阵亡”。如此对红军以假乱真、污蔑诋毁、偷梁换柱的报道，在当时国民党的各类报刊上屡见不鲜。

　　现在，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场舆论博弈的正面进攻战，以此弘扬长征精神，汲取前行力量，提振民族信心。当年那些书写在墙壁木板上、镌刻于山崖绝壁上的红色标语，那些诞生于烽火硝烟、鼓舞无数红军将士的“长征组歌”，虽历经风雨依然催人奋进，述说着红军将士血性无敌、喋血征战的英雄壮举，也深刻地警示着当今世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而且会更加激烈、更加残酷、更加隐蔽。

　　“上甘岭已危，十五军安在？”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虽不闻金沙水拍、未见大渡桥横，却也处处惊心动魄、杀机重重。思想舆论阵地一旦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意识形态领域打了败仗，就等于精神缴械投降。面对敌人的咄咄攻势，我们唯有弘扬长征精神、当好红军传人，拿出飞夺泸定桥的胆气、转战乌蒙山的豪气、强渡嘉陵江的勇气，铆在主阵地、挺在最前沿、下好先手棋，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才能做到“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张顺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