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敬龙杀人案调查

　　2016年11月15日，贾敬龙被执行死刑。前一年春节，这个在家人看来“连小动物去世都会伤心”的29岁青年，击杀了55岁的村支书何建华。

　　案发地北高营是河北省石家庄市二环边上的城中村。该村2009年起开始旧村改造，贾家认为补偿不合理，但在被停福利之后签订了拆迁协议。最终，建于2007年、二层是贾敬龙婚房的贾家房屋，2013年在其反对声中被拆除了，彼时距贾敬龙婚期只差18天。贾敬龙两年后持枪复仇，这起“事出有因”的犯罪也引起舆论讨论：贾的支持者认为死者过错在先、应刀下留人，反对者则希望速杀以给死者家属交代。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调查发现，拆迁的起源，并非政府强制征地，而是以村民自愿为原则的旧村改造。2009年，自治行为转而“半官半民”，获得了政策托底，也受到政府督促。于是，该村在改造项目获批之前，提前发布安置公告；本已答应“婚后再拆”，可承诺最终变卦；与此同时，部分集体土地转成了国有土地，至少以7亿元出让给开发商，但有商业住宅“未批先建”。

　　改装射钉枪击杀村支书

　　何志辉搬进了父亲生前的办公室。

　　2015年，30岁的何志辉成为北高营社区(原北高营村)居委会主任。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排照片，照片里，父亲何建华正参观旧村改造规划、陪上级考察改造进展。

　　何建华是因旧村改造而死的。这个北高营原村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死于2015年的社区两委(社区党支部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新年团拜会现场。忌日，2月19日，大年初一；杀人者，同村的贾敬龙，旧村改造的异议者，比何志辉小1岁。

　　按照判决认定的证言，团拜会设在村里临时搭建的舞台。2015年2月19日上午9时许，等村里小学生表演完节目，社区两委成员上台给村民拜年。之后，何建华走下舞台，站到台子的南侧。

　　血案在这时发生了。站在何建华前侧看表演的村民，听到“嘭”地一声，回头一看，何建华仰面倒在地上，右侧面部颧骨处插着一根银白色钢钉，露出的部分大约六七厘米。

　　何建华经抢救无效死亡。鉴定显示，存留在右面部的钢钉贯穿了他的颅脑。

　　“我姐大年初二回娘家，我去接她，都不敢告诉这消息。她当时怀着孕。”何志辉说，事发时，他和几人驱车追赶试图撤离的贾敬龙，最后将贾开的车撞停，还把贾揍了一顿，“这时，我接到母亲电话‘快来，你爸快不行了’ ”。

　　贾敬龙则腿部粉碎性骨折。他的姐姐贾敬媛接到了电话，“家人说，弟弟把何建华打了，自己也被人揍了，快没命了，说着就哭了”。贾家陷入慌乱，四处借钱给贾敬龙治病。

　　击杀何建华的是一把射钉枪——它常用于施工，可击发钉子打入建筑体，但必须顶着硬物才能发射。2014年，贾敬龙买了射钉枪之后，又进行改装，经过试验，枪可以任意打响。

　　“买下和改装射钉枪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何建华。”贾敬龙在供述里称。

　　酝酿已久的复仇行动开始了。供述显示，团拜会当天凌晨4时，贾敬龙开着一辆汽车进村，把车停在距现场50米左右的地方。随后，他下车，走回住处。4个小时后，他再次步行到团拜会现场，手里多了两个纸箱：里面装着3把射钉枪，1把仿真手枪。

　　9时许，枪声响了。

　　“早产”的安置公告

　　贾敬龙给村民的印象很斯文：瘦黑，一米七左右，爱养花草，擅长十字绣，话不多，“几乎不怎么让人注意”，甚至“和女生说话都脸红”。他的家境更为普通。父母曾看过大门、做过环卫工人，贾敬龙姐弟外出打工。

　　2007年，贾家盖了一栋三层楼房。此后，贾敬龙经人介绍认识了女朋友。变故起于2009年11月29日，《北高营村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发布。

　　安置公告显示，此前一天，村民代表大会刚通过该方案。何志辉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同意率很高，达到96%左右。一名时任该村两委成员受访时称，安置方案是各村制定的，“一村一案”，彼时是何建华上任第一年，正赶上政府重视城中村改造。

　　安置公告称将实施旧村改造，但事实上，拆迁手续是随后补齐的。根据石家庄市有关规定，改造项目应由各区政府向市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未经批准，不得实施；并且，改造启动之前，规划方案需报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但官方资料显示，前述安置办法公布7个月之后，2010年6月，北高营改造项目方获石家庄市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2011年9月，该村旧村改造项目规划总平面才被原则通过。

　　村委会委托的评估机构2010年3月已进入了贾家。估价报告显示，贾家一二层共计273.66平方米，估值19.3999万元，其中，二层婚房为9.3628万元。贾敬媛称，“盖房花了20多万元”，不知为何，三层没有被评估。

　　按照北高营的安置办法，只有二层及以上能按评估价给现金，一层是按平房的补偿方法——先免费置换回迁房100平方米，再允许低价购买100平方米，待旧村改造完成后再免费拿100平方米。超出100平方米的部分另行结算。

　　2010年11月，贾敬龙的父亲贾同庆签下了拆迁协议。在多名受访亲属看来，这笔买卖不太划算：原房一层的部分，目前置换、低价购买了各一套毛坯房，合计230平方米，需补交17万元，其中14.8万元属于低价购买的。二层可拿到9.36万元补偿，与17万元相抵扣，还要再给村里近8万元。即使村里能发3.14万元拆迁安置费，装修毛坯房又要一大笔钱。

　　尽管石家庄规定各村补偿方案可视村情酌情调整，但其他村显然更让他们羡慕——有的可选择3500元／平方米货币补偿，多个村3套合计300平方米的回迁房全为置换、不须购买。北高营过渡安置费是每月400元，有的村则达2500元。

　　“我们其实不想拆迁。”贾同庆及家人向记者坦言，家里新房盖了没几年，“在村里还算可以”，补偿也较少。除此之外，二层卧室还准备再装修作为贾敬龙的婚房。

　　然而，这份拆迁协议措辞强硬，几无商量余地。第二条称，“凡是不支持我村旧村改造及有关规定的，后果自负”。并且，“甲方(指村委会)有权终止乙方(指村民)一切集体福利待遇，且今后不再补发，甲方有权辞退乙方在集体范围内安排的工作”。

　　何志辉向记者解释，所谓“集体福利待遇”，指村里发的米、面等，“社保是国家直接发的，村里停不了”。但同时，判决认定的村拆迁办主任证言称，为了保证拆迁顺利进行，不给办养老金是村里的统一规定，不是针对贾敬龙家一户，“现在村里还有其他村民家存在这情况”。贾同庆证言也说，他如不签字，村里就不给办理他母亲的养老金。

　　虽然石家庄市多次强调旧村改造“市政府主导、区政府负责”。但这份《北高营村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甲方仅为该村村委会。熟悉拆迁的多名学者、律师告诉记者，法律规定村委会无拆迁主体资格，故所谓“拆迁”只能靠民间自治、协商，“如果个别村民不同意，也没办法，事关私权，不能通过集体投票决定拆除”。

　　贾同庆并不知道这些。签约之后，贾同庆2012年搬进了低价购买的第一套回迁房，他与未来儿媳妇的父母见了面，并把儿子的婚期敲定在了2013年5月25日。

　　答应的“婚后再拆”变卦

　　与政府出面的强制征地不同，旧村改造有协商的可能。贾同庆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何建华曾答应允许待贾敬龙婚后再拆旧房。何志辉也向记者承认，“村里确实答应了‘婚后再拆’，都是乡里乡亲的，也不会不同意”。

　　贾敬龙在2012年年底装修好了婚房。他亲自动手，粉刷，贴壁纸。“弟弟对喜爱的东西特别在意。”贾敬媛说。事实上，彼时贾的父母住在第一套回迁房，而第二套回迁房尚未拿到，更来不及装修，在旧房结婚也是最现实的选择。

　　局势在2013年春节之后紧张起来。贾家遇到了第一次“强拆”。现场视频显示，贾敬龙站在楼上，高举红旗，一辆钩机开来，铲伸向建筑。一名妇人在旁大喊，“我们多不容易啊”“这要结婚的，你们连结婚都不让结？”

　　“2010年就签了拆迁协议，怎么是强拆呢？如果不签协议、不要房子，肯定不会拆你。”何志辉告诉记者，春节后的拆迁，同一批次要拆4户，因担心不拆贾家会让别家有意见，于是打算象征性“挖个墙角，不影响使用”，“一般村民给了一套回迁房就要拆旧房了，正是考虑到他家情况特殊，才允许给了两套再拆。没想到，给了，他又不愿意拆。”

　　贾敬媛称，这次拆迁最终“只拆了南墙门洞”，“主体还在”，但楼房前全是建筑垃圾，几乎没法再住下去。家人劝贾敬龙到回迁房结婚，贾敬龙没有同意。

　　“婚后再拆”承诺彻底落空了——2013年5月7日，差18天到婚期的时候，旧房被全部拆除，有亲属声称被打。“准新郎”贾敬龙在法庭上依然难过，“我们所有家具全部毁之一旦，这是撕心裂肺的痛”。

　　贾同庆、何志辉都对记者称，不知为何承诺突然变卦。

　　贾同庆向记者回忆，拆房后，儿子埋怨其签了拆迁协议，说要断绝父子关系。贾敬媛说，弟弟到回迁房住了两天，就搬到了村北一间小屋，“他觉得，回迁房是以婚房为代价换来的，住起来难受”，而那间小屋“潮湿得不行，他拿板当床”。

　　一名负责拆迁工作的时任村干部透露，他不主张马上拆贾家旧房，虽然村里当时已拆80%，但拆迁不是没有余地的，“曾有一家没谈妥，但因位置不重要，就先少建他那部分，拆了再补建。贾敬龙家也是，那地方又不急”， “何况，小伙子谈个对象不容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婚啊”。

　　记者在2013年4月的卫星航拍照片上看到，10栋左右回迁房彼时已立在了贾家西侧，被拆房之前，包括贾同庆在内的村民已回迁了一部分。贾家所在土地盖的不是回迁房，而是商业项目，现今仍未全部盖好。

　　事实上，原本基于村民自治的旧村改造，正由政府督促进展。石家庄市长安区政府工作报告多年均提到北高营村——2011年，报告称北高营等9个村的旧城改造项目“正在强力推进”，2012年，报告强调要在当年内完成北高营等4个城中村拆迁工作。贾家的拆迁进度显然慢了。

　　贾敬龙踏上了讨说法之路。另一张姓村民也对同期的拆迁不满，他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被拆，物品均未搬出，故将北高营居委会列为被告之一。居委会辩称，房屋不是居委会拆除的。法院判张姓村民败诉，因为其无证据证实房屋是居委会等被告拆除的。

　　贾敬龙同样未得到满意的答复，他的未婚妻也丢了。判决认定的证言显示，未婚妻说，双方父母都劝说贾敬龙在回迁房办婚礼，但贾敬龙始终不同意，因他一直和村委会对着干，她的父母不再同意两人来往。

　　判决书记载，离家独处的贾敬龙日益绝望：“什么也没有了，婚没结成媳妇没了，工作也没了，所有的理想都破灭了。”

　　最高法称拆除方法虽有不当，但不能成为杀人理由

　　“没有办法，没有人给我说法，那么好，我贾敬龙自取说法。”贾敬龙在法庭上坦露心迹。在其描述中，作为旧村改造的主持者，何建华立场强硬，通融不多。贾家因拆迁多次报警，有时报警时间是凌晨1时20分，称有人砸玻璃，贾敬龙认为“都是何建华主使的”。

　　2015年2月18日晚上，北高营新年团拜会的前一天，贾敬龙拟好了“自首短信”：“我以颤抖激忿的心潮按下群发，以热泪感馈关心我之短信对方；狂野在报仇何建华的自首之路，心絮沸腾的坦然……贾敬龙”。

　　短信被保存在手机草稿箱，他解释，“为的是打完何建华后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一个交代”。

　　次日，枪响了，贾敬龙驾车撤离现场。短信未发送成功，按其说法，他正要点“发送”，“追兵”撞了他的车。此前，他在车上给前未婚妻打了一个电话，贾称，内容是让她告诉她父母，自己把何建华打了，正去派出所自首。

　　但在判决认定的证言里，前未婚妻仅说“他在电话里讲，让她告诉她爸妈他把何建华杀了，说完电话就没有音了”。

　　2015年11月，石家庄中院一审认定，贾敬龙虽事先编辑短信称作案后要投案自首，但并未向他人发送，作案后也未拨打110报警电话，其驾车离开现场时被群众撞伤后抓获，证实其行为属正在投案途中被抓获的证据不足，故不认定为自首。贾敬龙被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016年5月，河北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8月31日，该死刑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0月18日，贾家收到了死刑核准裁定书。3天后，多名学者、律师呼吁停止执行，理由是“贾敬龙是在财产受到暴力侵犯，且寻求救济未果的情况下杀人的”。

　　自首依然是他们认为应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理由。在律师重新提交的前未婚妻证词中，她补充称听到了贾敬龙在电话中说要自首。

　　何志辉无法接受自首的说法。他告诉记者，自首的最近路线是从案发地向西行驶，再往南到北二环，此后西有高营派出所、东有长丰派出所，全程都不超过4公里。然而，贾敬龙撤离案发地后却不是往西，而是向东行驶，即使也到了北二环，按照交通规则，要绕路才能到派出所，比最近路线多出近一倍。并且，判决认定的多份证言还显示，贾敬龙在被追赶的时候曾用枪指着村民“上来打死你们”，甚至开了一枪。

　　这一枪的射钉等痕迹，判决认定的现场勘查笔录中并未体现。贾敬龙称，他只是朝草坪开枪，且身上没带大量金钱，车油不多，显然是去自首的。他称，拆迁时他与高营派出所打过交道，认为不公正，故打算去长丰派出所自首，案发地往东到北二环后逆行500米即可到达，全程也是4公里左右。

　　最高法最终认为，贾敬龙的行为依法不构成自首。最高法称，贾敬龙在实施作案前的凌晨两点多，在其手机上编写一条反映其作案杀人的短信存在草稿箱中，其中虽有“狂野在报仇何建华的自首之路”一句内容，但其在作案前至案发后，始终未向外界发送该短信。其前女友证明贾敬龙在逃跑途中给其打电话，只是讲把何建华杀了，说完就挂断电话，并无要投案自首的表示。贾敬龙逃跑被群众驾车撞停后不仅没有表示要去自首，反而威胁前来抓捕的群众“再过来就打死你们”，并向群众开了一枪，直至被群众制服、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归案，贾敬龙也没有任何投案自首的表示。

　　在贾敬龙的支持者看来，贾家拆迁协议是因停福利等因素被迫签订的，且贾敬龙作为成年的农村家庭成员，对房子处理应有一份权利，故父亲单独与村委会签的协议应当无效。

　　但一名熟悉拆迁诉讼的律师认为，若因停水、停电、停福利等因素签订协议，属于逼迁，应当无效；但实践中，即使存在这些行为，也很难举证协议不是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比如，有的法院会认为，之前逼迁，但有可能过了10天后，你确实同意这个方案了。100个协议诉讼案，只有几个会被确认为无效”。

　　“理论和实践有时是脱节的。”他说，虽然宅基地上的房屋是共同共有的，而实践中，拆迁往往只和持有产权证的人签协议，“这在农村已是普遍现象”，其他住户如不同意可起诉， “同样的，法院一般不会判协议无效，除非有书面等证据证明，足够的共有产权人当时就不知情或反对。”

　　支持者另一理由“拆迁是强行进行的”，则得到一些律师、学者更广泛的认可。有学者称，虽签了拆迁协议，但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属民事合同，若不履行，可去法院起诉，任何一方不得通过私力强制实现；另根据《行政强制法》，行政强制执行只能由法律设定，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向新华社解释，村委会根据贾同庆代表全体家庭成员签署的拆迁协议，组织拆除贾家旧房，方法虽有不当，但并非何建华个人独断所为，不能成为贾敬龙藐视法律、肆意杀人的理由，也不能成为对贾敬龙杀人行为从轻处罚的情节。

　　死者儿子称“基层工作不好做”

　　争议许久之后，2016年11月15日上午，贾敬龙被执行死刑。前述刑三庭负责人答复新华社时，称其预谋报复，主观恶性极深；持枪作案，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杀人后持枪抗拒群众抓捕，人身危险性极大；刻意选择在春节作案，犯罪情节和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何建华去世当年，何志辉当上了北高营社区居委会主任。多名原村干部、村民质疑这系上级安排，何志辉对记者回应，他是通过合法程序上任的，“我想顺着父亲的工作把事情弄好，不想他这么多年白费了”。

　　在旧村改造的支持者看来，北高营的确实现了“三年大变样”。这个规划总用地26.25万平方米、容积率2.5的改造项目，如今村口立起西式大门，两侧华灯相望，大道直通市区，村内除20栋左右回迁房之外，还有锦融尚御、赫石府等商品住宅项目。回迁房房价每平方米四五千元，商品房则可卖到每平方米1.3万元左右。

　　北高营一部分集体土地，在变成国有土地之后，至少出让了7亿多元。国土系统信息显示，2012年5月，北高营旧村改造一期项目，以755.98万的成交价被划拨了2.8万平方米土地。2013年2月，石家庄一家公司以1.26亿元挂牌拿下4.67万平方米的“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今年2月，该公司再次斩获北高营村9.79万平方米商服住宅用地，成交价6.15亿元。“土地出让是由政府进行的，钱都是由政府来收的。我们只是配合。”北高营一名村干部说。

　　此前，在该市2008年《关于进一步加快城中村改造的实施意见》中，“城中村改造范围内户口农转非后的现有集体土地依法转为国有土地”，被视为一项优惠政策。北高营也被列入石家庄大片区土地规划收储试点。

　　“村里一分钱都不掏，不会吃亏的。”何志辉认为，“三年大变样”是惠民工程，各种商机接踵而来，开发商还承诺给村里回馈商铺。

　　据记者了解，北高营多次被曝“未批先建”。记者获悉，2013年，该村5栋回迁住宅楼、8栋商品住宅楼，因未办理施工图审查、质量监督、安全监督及施工许可证，开发商或施工方被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罚款。今年2月，赫石府项目补办了用地手续，当地房产网站直言其“补证”。

　　这只是石家庄房产乱象的冰山一角，河北省住建厅2015年披露，该市房地产违法项目比例高达93.8%。

　　随着贾案发酵，针对何建华的质疑也随之而起。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称，1996～2006年，何建华曾被判刑、劳改，后“突击入党”，成为村支书。何志辉对此否认，称父亲当书记时的确入党不久，“但那时和现在不一样，村民入党都不积极”，而父亲1996～2006年期间都在做油品生意。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从官方渠道查询的结果显示，何建华无犯罪记录。

　　获证实的一起相关土地纠纷则是2009年。河北联诚物流有限公司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认识何建华之后，他们在北高营村签订了土地租赁合作意向书， “当时何建华说的，以及合同上写的，土地都是一般农田”。另有举报称何建华索要好处、贪污。

　　这名负责人说，公司在该项目上投入了一两千万元，但没多久，长安区国土资源局发出停工通知，称正在建厂的土地为基本农田。公司损失巨大。

　　何志辉承认了这件事，但称父亲贪污等行为不存在，“纪委查过好多次了”。他强调父亲对北高营的贡献：村里此前负债60多万元，父亲任上却实现了发米、面等集体福利，“以前开发商一般先盖商品房，但父亲坚持先盖回迁房、再盖商品房，并‘当年拆迁、当年回迁’，开发商还因此资金困难了一段时间”。

　　舆论风暴眼中的贾家，与媒体最有共鸣的话题是贾敬龙和拆迁。贾的女友后来嫁给他人，贾让最好的哥们参加了婚礼，还随了1000多元礼金。

　　何志辉时不时也会翻阅网友评论，对一些指责直言气愤。有村民向记者评价何建华能干，但很“厉害”、对不支持工作的人不留情面。他则辩解“工作做不好训两句很正常”，“吊唁的时候，村里去了好多人”。这个85后村官强调，父亲所有工作都是基于党委会、居委会的决策，只是，基层工作都不好做。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卢义杰 王景烁 实习生 姚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