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爱东代表，“爱折腾”的农村人

　　阮爱兴代表，最基层的村支书

　　曾香桂代表，城市里的外来妹

　　张华明代表，“二次创业”企业家

　　庞晓丽委员，孩子们的园丁

　　习近平总书记谈共享

　　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其内涵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共享是全民共享。二是共享是全面共享。三是共享是共建共享。四是共享是渐进共享。这4个方面是相互贯通的，要整体理解和把握。

　　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十三五”时期的任务和措施有很多，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层面的事。一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举全民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把“蛋糕”做大。二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先富带后富 政策来帮助

　　本报记者 郝迎灿

　　探访杨爱东在贵州省天柱县红坪村的老家，车子下了高速一头扎进大山，在深林密草中穿行半个多小时，豁然一片谷地，颇有几分桃花源的味道。可在四五年前，红坪村还是个人均纯收入不足2000元的贫困村。

　　提及变化，村民们都夸杨爱东。“我长在农村，种地养猪是我的全部生活。可如何把地种好，将猪养出名堂，我一直在琢磨。”杨爱东说，没经验，她便起早贪黑到周边10多个集场了解行情；没资金，就把嫁妆卖了凑钱……

　　后来，杨爱东富了，但同乡姊妹仍是养猪为过年，养鸡为换盐。杨爱东便将自己的养殖场作为实验基地，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如今全村已拥有26个养猪场，仅红坪村下艾组21户村民中，就有19户从事规模养猪，仅此就使村民户均增收2.8万元。

　　如今，红坪村摘掉了贫困帽，回想这些年，她感触颇深，“脱贫攻坚归根到底离不开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和政策扶持分不开。”

　　“农民创业没技术不行，200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病就席卷了养殖场，300多只鸡鸭和100多头猪无一幸免，投入的10多万元眨眼工夫成了泡影。”杨爱东说，“现在情况好多了，去年贵州全省开展‘万名农业专家服务三农行动’，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协调引进农业科技服务项目、资金。农业发展特色产业县和乡镇农技站一般也都会安排相关技术人员跟踪指导。”

　　“农民创业一般启动资金少，也没有什么抵押物，再加上农业经营周期长风险高，从银行贷款不容易。”以往让杨爱东担忧的还有资金，如今翻着她的账本：“贵州省工商局出台‘3个15万元’项目，我得到补贴5万元；州级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补贴20万元……没有这些，我也走不到今天。”

　　据了解，贵州还推出了面向精准扶贫农户的小额信用贷款“特惠贷”，对建档立卡贫困农户提供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的贷款，免担保抵押，并由财政提供扶贫贴息支持。“现在贵州还有370多万贫困人口，如何通过政策支持引导，激发农民创业热情，帮助他们参与产业项目发展，进而实现增收脱贫，仍需更深入的探索。”杨爱东说。

　　临海沿边的小康人

　　本报记者 陈亚楠 王云娜

　　京族是我国南方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唯一的海洋民族，主要聚集在大陆与越南交界处的巫头、万尾、山心三个小岛上。广西东兴巫头村就在巫头岛上，全村2225人，其中98%是京族人。“村子临海沿边，土地盐碱化严重，每亩只能产水稻200斤。”广西东兴江平镇巫头村党支部书记阮爱兴说。

　　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近年来， 巫头村始终是美丽广西建设的示范点。穷则思变，阮爱兴和村干部们有了新想法——把盐碱地改造成对虾养殖鱼塘。一开始村民有顾虑：以后万一种回水稻，鱼塘能改造回来吗？没有养殖经验，亏本了怎么办？“我们一边挨家挨户做工作，一边撸起袖子带头干。带头干的村干部每人承包30多亩，第一年就净赚5万多元，随后村民们也都争先恐后地承包改造盐碱田。”阮爱兴说。

　　近几年，阮爱兴又发现，鱼塘单靠个人承包，市场发展空间有限；几千亩靠少数村民来开发，经济上也有困难。于是，以村组为单位，引进外地投资，成为致富奔小康的又一重要举措，这样村民既有土地租金，又可以在家门口从事其他工作。为促进村子全面发展，巫头村还通过了“3331致富工程”，即村里30％的人进行海洋捕捞，30％从事海水养殖，30％做海产品加工，10％搞边贸生意，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共享式的产业发展模式。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阮爱兴每年的建议都和少数民族发展、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当代表4年来，我总共提了12条建议，件件都得到了回应。国家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政策非常给力，单是国家民委的扶持基金，京族三岛每年就能得到100多万元。”阮爱兴介绍，目前全村绝大多数人家住上了楼房，人均年收入1.3万余元，全村私家车就有300多台，每3户就有一辆私家车。

　　“现在产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阮爱兴说，“比如海蜇加工一般只是简单处理包装，每箱海蜇只能卖80到100元。我们了解精细加工后每箱可以卖到500元。未来我们要加强和外面市场对接，让加工水平有显著改善，让生活水平再有一个大提升。”

　　生二胎，不再担心了

　　本报记者 贺林平

　　就在全国两会开幕前，来自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的曾香桂生了第二个孩子。要知道，作为一个典型的外来务工人员，曾香桂的户口还在老家湖南新宁县农村。可对于两个孩子未来在东莞的入学、就医等问题，她却毫不担忧。

　　“没关系啊，近年东莞在积分入户基础上又推出了积分入学，让我们也能享受到跟本地人一样的教育。”曾香桂说，大女儿今年8岁，凭借自己在学历、社保、纳税等方面的积分，成功入读了一家公办学校；更感谢国家放开二胎政策，二儿子的出生凑成了个“好”字。现在，全家都沉浸在忙碌的喜悦中。

　　曾香桂1999年中专毕业后到东莞打工，一番摸爬滚打后成为瑞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工会主席。“起初我也没有在这一直生活的底气，更别提生二胎了。”曾香桂说。

　　2013年，曾香桂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她在会上道出了众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心声——希望优质教育资源向外来务工人员倾斜。之后几年，包括东莞在内的诸多城市着力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拿子女教育来说，东莞已拿出一半的公办学位分配给异地务工人员子女，剩下的政府也以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方式尽力予以解决。医保更是平等覆盖所有人，不管你户口在不在这里。所以我现在在东莞生二胎，还有啥担心的？”曾香桂说。

　　让曾香桂印象深刻的是，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表现在上学、看病等刚需问题的解决，还包括提供个人提升、自我发展的机会。“毕业快20年了，过去的知识早已和现在的需求脱节，但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来说，进修学习是个奢望。”曾香桂说，后来广东省推出“圆梦计划”，免费圆新生代产业工人的大学梦。她就在2013年报名考上了东莞理工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的成教本科班，去年顺利毕业拿到本科学历。

　　如今，曾香桂和众多异地务工人员一样，已经扎根东莞，融入城市。曾香桂常常告诉身边的外来工友，“城市把咱们当自己人，咱也要把这当自个儿的家，努力打拼，为这里做贡献。”

　　拥抱互联网 闯出新路子

　　本报记者 徐 隽

　　互联网来了，如临大敌，如何顺势，怎样应变，很多企业面临二次创业。“几年前我就不断听说传统的线下服装品牌要遭殃，的确我们受到了一定冲击。”浙江雅莹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张华明说。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就业创业，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国务院曾专门印发意见，要求为电商企业合理降税减负，逐步将旅游电商、生活服务类电商等相关行业纳入“营改增”范围。

　　国家有创业支持政策，企业更应加油鼓劲。“我们研究分析，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消费者对品牌、产品的认知和消费行为将更多地受到亲朋好友的影响。对于服装品牌，如何增强品牌、门店、产品的曝光度和体验度成了关键。”张华明说。

　　“如今，门店导购不再是守株待兔式的等待顾客光临，而是主动将产品信息发送到顾客手机上，并且与电商平台合作，推广我们的产品服务。”据张华明介绍，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顾客浏览习惯、购物偏好，有针对性地推荐产品，缩短顾客决策成本，实现智能匹配顾客需求。

　　伴随着“二次创业”的深入，张华明认识到，“互联网+”并不是简单地开个网店、做个微信公号，而是要真正懂得和运用互联网思维，全面升级企业内部流程。与此同时，他也看到年轻人有梦想有知识，其中一些拥有干事创业的激情却缺乏深思熟虑，热衷互联网却显得有些盲从。“为什么不能让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相辅相成，为什么不能把60后、70后业已打下的根基和80后、90后的一股闯劲有机结合。”张华明且行且思。他着力推进企业打破固有模式，加强人才梯队建设，让一批年轻人走上企业的各个重要岗位，找到自己的创业平台，实现企业发展和个人创业的双赢。

　　互联网讲究融会贯通，发展也可以共建共享。这几年，张华明企业营业额不断攀升，特别是“微点单”数量大幅增加。张华明用实际行动告诉年轻人，“‘互联网+’是工具，是新的商业模式和思维模式，但只要我们把握时代脉动，敢于挑战新事物，坚持做好产品服务，满足顾客需求，再传统的实体企业，不仅不会被市场淘汰，反而可以实现创业成功。”

　　穷孩子的教育大变样

　　本报记者 张 烁

　　走进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大武乡的一所寄宿制小学，青海省西宁市第十四中学特级教师庞晓丽的眼前一亮：教室整洁，窗明几净，黑板旁边是电教设备；宿舍干净，温暖如春，上下床铺着厚实被褥；食堂敞亮，戴着白色厨师帽的师傅正在炒菜……

　　“真是大变样了！”此前曾来校调研的庞晓丽说，“原先宿舍是大通铺，床又冷又硬；厨房是小黑屋，又小又脏。现在，看着这些孩子自己一分钱不掏，学校包吃、包住、包学，真是欣慰！”

　　这些变化，也许在城市学校不值一提，可是这里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高寒缺氧，气温常在零摄氏度以下。“我从调研中深刻感到，农村穷孩子的教育大变样了，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庞晓丽深有感触。

　　据了解，教育部自2013年启动实施“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学生自带桌椅、D级危房上课等现象在绝大部分地区已消除。2016年中央投入21.5亿元，实施中西部项目和幼师国培项目，培训教师约160万人次，农村教师队伍素质明显提升。此外，乡村教师补助中央奖补资金增至30亿元，比2015年增加30.4%，覆盖573个特困县，惠及100多万名乡村教师……实实在在的变化，正在乡村学校发生。

　　“百姓真正体会到了党和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关心！”玉树孤儿学校的尼玛校长对庞晓丽说，现在国家对民族地区扶持力度很大，每年都有民政厅或红十字会拨付的教师培训专项资金。“原来，我们学校教师缺编，没想到，2016年，州上一下子分配给我们20个老师！”尼玛校长用越来越流利的汉语告诉庞晓丽，这20个老师不仅留得住、用得上还教得好。

　　随着我国不断夯实教育事业的“兜底线”，教育观念也在贫困边远地区悄然发生。“原来家长说，娃娃读了书还是回来放牛，现在不一样了！”玉树州教育局局长吉洛爽朗地笑了，他告诉庞晓丽：“家长们说，学好本地语言，只能在草原里走；学好汉语，可以在省里走；学好外语，就能满世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