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西安5月23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还在农村（当）民办教师。那时我一个月18块钱，当时我们家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了。我回去透露出来要考大学，我爸妈不同意、三个妹妹不同意，最不同意的是我哥跟我嫂子，‘你走了，这一家人咋办呢？’”苗文明回忆说。

　　苗文明接受记者采访

　　62岁的苗文明已经从延安中学退休。他清晰地记得40年前恢复高考的消息，给他和全家人带来的强烈冲击：是守住这每月18块钱的工资，还是到未知的世界去看看？他掂量出了轻重。“县城我一同学的爸爸是教育局的，知道这个消息后跑来跟我说，赶快复习，马上恢复高考。底下人谁也不知道怎么考，复习能复习什么？无非就是高中课本，一本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就这几本书。每天晚上别人睡了，我在那儿看。晚上看的得瞌睡了，头拿凉水一洗，不瞌睡了再看。”

　　在那个年代恢复高考并没有完全消除人们对拥有知识的疑惑：那么多有文化的学者、有知识的青年，不还是在延川的沟沟坎坎刨土么？不是都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吗？

　　看着儿子痴呆呆地就要高考，妈妈问他考上大学生活会比现在当民办教师还要强？苗文明告诉妈妈，肯定能有好光景。妈妈帮着瞒过家里的7位反对者，支持他偷偷参加了高考。

　　苗文明说，“家家户户那时候墙上都有广播，广播上通知体检。体检完后搞政审，学校、公社都盖章。我哥是村里的大队书记，（大队的）章他拿着，不给我盖章。我拿钳子把那个锁子一扭，拿出来自己盖上。”

　　苗文明带记者前往当年执教的村庄

　　等待总是让人心焦，每天出工都不停地眺望村里通往外面的那条路：“正月十六我就拿俩筐子担粪，上到半山，沟底下邮递员来了喊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把扁担一丢，两个就这么大的筐，从山里在前面往下跑，我在后面（追着）往下跑。我跑下来把通知书一看，我报的陕西师大数学系、化学系，怎么录取的是生物系？什么是生物我都不知道。但我一想，反正上大学了，走！”

　　苗文明是延川县南河公社在1977年考上的唯一一名大学生，但家里人却没觉得自豪。当晚他家窑洞里坐了满炕的人。买了车票还有个问题，家里人不让走。苗文明买了两瓶酒，把酒一拿，往炕上一放，说：“你们都听着，大学我考上了，票我也买下了，明天早上我就走了，谁也挡不住，你们就不要挡了。”

　　苗文明自己喝了壮行酒，一早坐车到延川，再转车上延安，歇上一宿，又换上长途汽车到铜川，最后转火车奔了西安。到了西安火车站，他一眼就看见了陕西师范大学红灿灿的迎新大横幅。那一刻，苗文明觉得此前所有的倔强、执拗，都划得来。“我到陕师大以后，再不回家没路费了，我去了再回不来了，没有问家里要一分钱。当时在校园里，我去（报到）穿的什么，再就没有换过衣服，可以说是穿得最烂的。”

　　在西安公路学院工作的二哥答应，可以承担他上学的花销。“一开学教材要收钱，第一年我没有钱，我去问公路学院这个（哥）给二十块钱。结果我哥说他也没有，他给我借去，第二天他给我送过来了，这一次以后我再没有问他要过一次钱。”

　　陕北的困苦，困不住信天游嘹亮在沟峁之间，物质的匮乏丝毫没有影响求知的快乐。宿舍里像比赛似的，看谁读书睡得晚，起得早。苗文明们就像遭了年馑的荞麦苗子，一沾雨露，就苍翠挺括。“原来当民办教师，要看书没有书。现在有了书，确实很珍惜。我四年八个假期都在校不回，像中国通史、红楼梦，图书馆啥书我都借着看。”

　　苗文明的毕业证书

　　1982年元月，苗文明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回到陕北，在延安中学执教生物。“这是毕业证书，78年2月至82年1月，在我校生物系修业四年期满，准予毕业，我82年元月18日跑到延安中学报到。”这一年，党的十二大确立了教育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村里人觉得，念了四年书还是回到山旮旯里，也飞不高。后来苗文明让老娘坐着飞机从延安飞到西安，这事儿在村里可闹出了动静。“1986年我生了儿子，我（把她）从延川接来看孩子，住了几天我说，‘你坐飞机到西安转转去’。去了以后，她要回去，‘我回去给他们夸，我坐过汽车、坐过飞机、坐过火车，我比他们活得强’。”

　　这下像苗文明那样上大学，成了当地人供孩子念书的动力。“毕业后我到延中教学，教了三十几年，培养出去的学生也比较多，个人生活也比较好，对国家来说贡献也不小，培养了很多学生”，“这些学生，这叫李冰，这孩子当时演过电影，这个叫孙衡，现在在上海复旦大学。这个叫张东胜，现在工作在旧金山。现在这些学生，他们的孩子基本都已经上大学了，所以现在已经两代人了。这个苏东朝，上学的时候，整天都背一盘象棋，最爱下象棋了……”

　　退休后的苗文明，仍然在当地一家私立中学任教。他说，其实自己的履历表特别简单，从一个讲台换到另一个讲台。在他的心里，没有什么比教后生们念书长本事，更重要的事情了。

　　央广网西安5月23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还在农村（当）民办教师。那时我一个月18块钱，当时我们家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了。我回去透露出来要考大学，我爸妈不同意、三个妹妹不同意，最不同意的是我哥跟我嫂子，‘你走了，这一家人咋办呢？’”苗文明回忆说。

　　苗文明接受记者采访

　　62岁的苗文明已经从延安中学退休。他清晰地记得40年前恢复高考的消息，给他和全家人带来的强烈冲击：是守住这每月18块钱的工资，还是到未知的世界去看看？他掂量出了轻重。“县城我一同学的爸爸是教育局的，知道这个消息后跑来跟我说，赶快复习，马上恢复高考。底下人谁也不知道怎么考，复习能复习什么？无非就是高中课本，一本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就这几本书。每天晚上别人睡了，我在那儿看。晚上看的得瞌睡了，头拿凉水一洗，不瞌睡了再看。”

　　在那个年代恢复高考并没有完全消除人们对拥有知识的疑惑：那么多有文化的学者、有知识的青年，不还是在延川的沟沟坎坎刨土么？不是都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吗？

　　看着儿子痴呆呆地就要高考，妈妈问他考上大学生活会比现在当民办教师还要强？苗文明告诉妈妈，肯定能有好光景。妈妈帮着瞒过家里的7位反对者，支持他偷偷参加了高考。

　　苗文明说，“家家户户那时候墙上都有广播，广播上通知体检。体检完后搞政审，学校、公社都盖章。我哥是村里的大队书记，（大队的）章他拿着，不给我盖章。我拿钳子把那个锁子一扭，拿出来自己盖上。”

　　苗文明带记者前往当年执教的村庄

　　等待总是让人心焦，每天出工都不停地眺望村里通往外面的那条路：“正月十六我就拿俩筐子担粪，上到半山，沟底下邮递员来了喊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把扁担一丢，两个就这么大的筐，从山里在前面往下跑，我在后面（追着）往下跑。我跑下来把通知书一看，我报的陕西师大数学系、化学系，怎么录取的是生物系？什么是生物我都不知道。但我一想，反正上大学了，走！”

　　苗文明是延川县南河公社在1977年考上的唯一一名大学生，但家里人却没觉得自豪。当晚他家窑洞里坐了满炕的人。买了车票还有个问题，家里人不让走。苗文明买了两瓶酒，把酒一拿，往炕上一放，说：“你们都听着，大学我考上了，票我也买下了，明天早上我就走了，谁也挡不住，你们就不要挡了。”

　　苗文明自己喝了壮行酒，一早坐车到延川，再转车上延安，歇上一宿，又换上长途汽车到铜川，最后转火车奔了西安。到了西安火车站，他一眼就看见了陕西师范大学红灿灿的迎新大横幅。那一刻，苗文明觉得此前所有的倔强、执拗，都划得来。“我到陕师大以后，再不回家没路费了，我去了再回不来了，没有问家里要一分钱。当时在校园里，我去（报到）穿的什么，再就没有换过衣服，可以说是穿得最烂的。”

　　在西安公路学院工作的二哥答应，可以承担他上学的花销。“一开学教材要收钱，第一年我没有钱，我去问公路学院这个（哥）给二十块钱。结果我哥说他也没有，他给我借去，第二天他给我送过来了，这一次以后我再没有问他要过一次钱。”

　　陕北的困苦，困不住信天游嘹亮在沟峁之间，物质的匮乏丝毫没有影响求知的快乐。宿舍里像比赛似的，看谁读书睡得晚，起得早。苗文明们就像遭了年馑的荞麦苗子，一沾雨露，就苍翠挺括。“原来当民办教师，要看书没有书。现在有了书，确实很珍惜。我四年八个假期都在校不回，像中国通史、红楼梦，图书馆啥书我都借着看。”

　　苗文明的毕业证书

　　1982年元月，苗文明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回到陕北，在延安中学执教生物。“这是毕业证书，78年2月至82年1月，在我校生物系修业四年期满，准予毕业，我82年元月18日跑到延安中学报到。”这一年，党的十二大确立了教育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村里人觉得，念了四年书还是回到山旮旯里，也飞不高。后来苗文明让老娘坐着飞机从延安飞到西安，这事儿在村里可闹出了动静。“1986年我生了儿子，我（把她）从延川接来看孩子，住了几天我说，‘你坐飞机到西安转转去’。去了以后，她要回去，‘我回去给他们夸，我坐过汽车、坐过飞机、坐过火车，我比他们活得强’。”

　　这下像苗文明那样上大学，成了当地人供孩子念书的动力。“毕业后我到延中教学，教了三十几年，培养出去的学生也比较多，个人生活也比较好，对国家来说贡献也不小，培养了很多学生”，“这些学生，这叫李冰，这孩子当时演过电影，这个叫孙衡，现在在上海复旦大学。这个叫张东胜，现在工作在旧金山。现在这些学生，他们的孩子基本都已经上大学了，所以现在已经两代人了。这个苏东朝，上学的时候，整天都背一盘象棋，最爱下象棋了……”

　　退休后的苗文明，仍然在当地一家私立中学任教。他说，其实自己的履历表特别简单，从一个讲台换到另一个讲台。在他的心里，没有什么比教后生们念书长本事，更重要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