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延伸至江苏省昆山市花桥商务区的上海市轨道交通11号线北段工程光明路站。上海地铁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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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栋小楼，17名工作人员；一个常设机构，三省一市协同；一个行动计划，144项具体工作。在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成立的一年间，一体化步伐坚定有力。

　　如何看待这个被称为“神经中枢”的专职机构？在协调三省一市上百项工作的过程中，形成了哪些特有的工作机制？一体化发展的未来，将有哪些设想？走进这栋小楼，记者感受到了长三角一体化的蓬勃活力。

　　在上海徐汇区北端，武康路、华山路与复兴西路有一处交汇，三条路，各自走笔，在地图上绘出一个三角形。

　　2018年1月成立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以下简称长三办），办公地就在这个三角形东南端的一栋小楼里。周边的房子多近百岁，往来的游人，走走停停，合影留念。但长三办里的17名“长三角人”却没有这种雅兴，脚步匆忙、会议频接、工作饱和是常态。

　　刚到办公室不到3个月的浙江嵊泗干部章军辉，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匆忙。在网站“中国长三角”的维护工作中，他发现，网站上文化、教育、科创、交通……各领域一体化进展消息的更新频率越来越高，这让章军辉有些兴奋，“别人讲，长三办像个创业公司，那现在这个‘公司’一定是在准备IPO。”

　　为区域合作充当“神经枢纽”

　　2018年7月，《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正式印发，标志着三省一市的区域发展有了四地官方共同认可和遵循的“行动路线图”和任务时间表。

　　这份涵盖了12个合作专题与7个重点领域的《行动计划》，无疑是长三办里从沪、苏、浙、皖四地抽调来的工作人员最重要的工作成果。

　　“各省市都有自己的需求和现实情况，大家带着自己省市的期待来，沟通的过程当然艰苦。”长三办有关工作人员介绍，《行动计划》起草之初，就已有180多项合作需求和工作建议，3轮征求意见，各方面又提出360多项反馈，轮番汇集到这栋小楼里，“有什么问题，面对面沟通。”

　　最终，经过反复的会商协调，各省市的绝大部分需求、意见和建议都在《行动计划》中得到了体现。不少原本碎片化、零散化的项目也通过长三办的协调沟通，形成了整体规划。

　　上海市发改委地区处处长谭盛源举例说，“城际轨道交通的对接，此前谈了十几年，但一直没有太多进展，原因是此前各城市的需求都是点对点，没考虑到轨道交通网的设计，显然不合理。”而通过长三办，大家讨论提出，规划上要做好衔接，先做城际交通网的整体规划。

　　“各城市的轨道交通网与网之间对接好了，具体的线路连接才能一个一个向前推进。”长三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像这样为长三角区域政府间合作充当‘神经枢纽’，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所在。”

　　《行动计划》有了，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和对项目的追踪成了长三办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我们建立了一个工作任务报送系统，每个月5号各省市的工作推进情况都会汇总到系统中来。”长三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行动计划》，将有320余项具体工作任务，2018年开始的144项中，各有牵头部门负责，纳入各省市的考核，工作进度则由长三办全程追踪。“截至2018年12月，有65项已经完成或即将按期完成，75项按照节点正常推进。”

　　该负责人介绍，以进展顺利的环保领域信用联合奖惩工作为例，四省市环保和信用部门共同制定的《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领域实施信用联合奖惩合作备忘录》，让长三角地区环保领域企业严重失信行为有了统一的工作对象范围、认定标准、联合惩戒措施与信息共享平台。

　　“各地环保部门每月推送行政处罚信息至平台，银行接入平台后，能实现在区域范围内联合实施绿色信贷约束。”平台承建方、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已有逾百家商业银行接入平台并开通账号。不久前，上海一家银行通过平台对申请贷款的企业进行风险筛查时，发现有企业出现在环保失信名单中，为此银行及时强化了风险监控措施。

　　为推动项目落实制定统一规划

　　“三省一市共同设立跨行政区域的常设机构，三省一市干部统一集中办公，这是一个行政体制上的大突破。”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张兆安看来，长三办的建立，反映了长三角区域合作推进的内在需求。

　　上世纪80年代江浙企业打破计划经济的区域限制，自发联合办厂、跨区域企业联姻；上世纪90年代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建立，十几个城市的负责人开始不定期坐在一起共商发展；2000年以来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启动，长三角的区域合作一步步从市场力量主导为主，到市场与行政力量并行。

　　此后，长三角“三级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开始运作。决策层，“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决定和决策关系长三角区域发展的重大事项；协调层，“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协调推进和检查督促跨区域重要合作事项；执行层，“联席会议办公室”和12个“重点合作专题组”，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并推进落实。

　　但张兆安认为，行政力量在推动一体化的过程中，已经遇到了一些体制机制瓶颈。“各省市轮值联席会议办公室，大家发展情况不同，关心的重点工作不一样，很难有动力推动制定统一的规划和标准，一些领域就算有了规划也难以有效推进。”

　　而在合作机制上，原来的“三级运作”侧重沟通协商，但在推动落实上缺乏体现长三角区域整体意志的主体。“比如环保联合惩戒，由于三省一市发展情况不同，对环保失信行为的认定标准就是不一样的，联合无从谈起。”上海市发改委工作人员说。

　　“这就需要一个实体机构来发挥信息交互和统筹协调作用，来协助制定三省一市统一的各类标准和行动规划，协助落实‘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的决定。”张兆安认为，《行动计划》的出台充分体现了长三办带来的协调机制的价值。

　　2018年6月，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调研长三办时提出，办公室作为上下协同、四方联动的枢纽平台，要按照三年行动计划，聚焦共同关切的问题，抓好任务分解落实，加强前瞻谋划，在综合协调和督促落实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政府层面的框架搭建得越完善，跨行政区域的制度、政策整体协同越一致，越有利于增强区域内市场主体的活力。”张兆安说。

　　为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创新机制

　　在工作人员们看来，专题组轮值工作机制的调整是长三办成立以来最突出的变化之一。

　　长三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原来的区域合作中，由于四省市逐年轮值，不少跨年度的协作项目很容易中断，各省市关心哪项工作就只推哪项工作的情况多有发生。“三年行动计划强化了专题组轮值方的牵头组织作用，牵头任务不因轮值变化而变化，已经明确的任务就固定下来，且可追踪可追溯可考核。”

　　“比如长三角区域信用体系专题组，2018年是上海轮值，其中，环保领域由上海和浙江牵头，信用体系专题组的轮值方2019年变成安徽，但环保领域的牵头方不会变。”上海发改委信用处工作人员说，“在机制上，保证了这个领域工作的连续性。”

　　此外，在长三办的推动下，合作机制的创新在沪、苏、浙、皖各个部门和不同领域迅速推广。

　　2018年9月，G60科创走廊营业执照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现“一网通办”，科创走廊沿线的9个城市（区），企业办理异地相关证照不必再跨省市跑，家门口直接申领，而此时距科创走廊联席办实体化运作不过月余。如此成绩，与联席办的运作机制密不可分，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实施扁平化管理，下设5个工作组，合肥、苏州、金华……九地干部，一个平台办公，政府间合作高效。

　　2018年12月，长三角地区全国人大代表首次对太湖流域进行联合视察，20多位代表考察了无锡、嘉兴、湖州等地太湖流域的环境治理状况。这是沪、苏、浙、皖四地在签署《关于深化长三角地区人大工作协作机制的协议》后，在强化工作联动上迈出的一步。

　　“除了机制上的探索，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在解决各地发展动力不一致方面，也可以为其他区域提供样板参考。”在张兆安看来，区域合作的关键是寻找各方利益的痛点，找到了，整个过程就会很容易。

　　“张师傅在江苏徐州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之前来上海看病，门诊费用要先自己负担，之后再拿发票和病历等书面材料回徐州报销。”上海市人社局医保处处长张超介绍，随着长三角地区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试点开启，在参保地备案过的病人到试点医院就诊，门诊刷卡就可立刻结算，现场只需付自己负担的那部分。

　　据介绍，从2018年9月底开始试点，截至2018年11月底，外地参保人在上海直接结算总量已经超过6000人次，而在苏浙皖三省直接结算的上海参保人，门诊费用也达到5.1万元，其中医保支付4.3万元。

　　“为什么长三角的民生领域合作进展需要重视？因为这个地区的流动人口多，群众的民生需求大。”张兆安认为，异地就医、养老便利、跨省交通结算顺畅，会为一体化进程打下好的基础，“让长三角群众切身感受到区域协同的成果，大家真正认同一体化了，会给整个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