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法与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 　　王四新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网络与智慧社会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刘德良

　　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副主任 郑 宁

　　《法制日报》记者 　赵 丽

　　记者：针对AI深度换脸技术风险多发，有关网络安全法律专家认为，必须高度警惕这种技术被恶意使用的风险，尽快开展法律风险评估。

　　王四新：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安全评估，这种安全评估也是有法律依据的，网络安全法、网信办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都有相应要求。安全评估需要弄清楚的是，实际运作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哪些风险，针对这些风险，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只有这些问题全部落实，才可以正常运转。

　　记者：今年6月13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召开关于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的听证会，公开谈论了深度伪造技术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风险及防范和应对措施。随着AI技术的深度应用，也有不少业内人士提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这种技术被恶意使用的风险。但对深度伪造的内容不能一棍子打死，很多深度伪造的合成媒体内容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只有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民主政治的虚假信息才需要加强监管和规制。涉及刑事犯罪和一般网络侵权的深度伪造适用不同的规制。

　　王四新：要构建非常完备的内部制度，或者说构建一个比较好的体制和机制，对于这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一些特殊的流程。同时，还要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

　　郑宁：对于深度伪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不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个人权利，比如电影特效，就不用太多干预，如果有影响才应当加以监管。具体的法律责任要看违法的严重程度，然后来判断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

　　记者：有专家建议，立法部门应紧跟国际人工智能技术最新进展，联合国内专业研究力量，评估这项新技术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以及对国家安全等构成的威胁，加快对类似新兴技术的前瞻性立法研究。

　　郑宁：网络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推进网络安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有关企业、机构开展网络安全认证、检测和风险评估等安全服务。对于新技术，应该开展安全评估，评估可以由社会组织或企业自行开展，政府部门监督检查。

　　王四新：网络安全法是一个非常系统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企业全面履行主体责任，真正解决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刘德良：针对这种立法，可能在未来需要跨过一些坎。首先要转变观念，从关注个人信息的泄露转到滥用的方向。我认为障碍就在于观念问题，现在的主流看法都在强调泄露，而不在防止滥用上。

　　在观念转变之后，再组织专家商讨、提案，或许情形很复杂，主体也不一样、侵犯的权益也不尽相同，要系统地规范什么叫滥用，滥用有哪些类型，如何从民法、行政法、刑法有效防止滥用。如果没有立法，司法也没有意义。

　　记者：在您看来，防止泄露、绝对的保密是否无法做到，未来相关领域的立法重点应该在如何防止这些信息或数据的滥用？

　　刘德良：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完善要具有可操作性，不能不利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本身就需要数据搜集，现在我们的个人信息已经存在于N个商家和机构中，泄露了也不知道从哪里泄露的，防止的不是泄露，关键在于不能滥用。

　　从立法上要让进行身份识别的机构或者平台(比如银行、支付平台、电信公司、保险公司)去承担责任。如果用户的个人信息被盗用、滥用，有两种思路去问责：一是对这些机构、平台进行过错推定，除非能证明履行了核实比对义务，这种义务的标准随着技术、时代的变迁也会不断升级改变，需要司法按照这个标准去判定取证，来确定是否尽到义务，才可以免责，否则就要和假冒者一起承担连带责任；二是更加严苛，承担无过错责任。

　　如果法律有这种规定，就会倒逼这些机构、平台认真核查比对，甚至会想方设法开发更新的技术手段，来有效避免身份假冒滥用。如果不这样立法，掌握个人信息的机构、平台就会把风险转嫁给被假冒者，让个人承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