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震惊全国的安徽阜阳市中级法院腐败窝案相继作出一审判决，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被判入狱。尽管该案判决已一年有余，但案中一些行贿者却毫发无损，仍然戴着买来的“乌纱帽”，比如行贿15次的何某连任界首市法院院长， “事迹”可与何某“媲美”的李某则当选颍上县法院院长。（见3月31日《中国青年报》）

    我以为，行贿者毫发无损所透露出的信号，不仅是对腐败的“零容忍”，更是“高度容忍”。当地有关方面在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令人不解。

    之所以不对行贿者作处理，据说是因为“牵扯面太广，伤筋动骨”，“如果大换血，将导致一些部门瘫痪”……这些听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经得住追问吗？有关部门进退维谷的境地会赢得理解吗？

    无疑，在某些人眼里的所谓的“牵扯面”被放在了头等位置，超过了党纪国法尊严。然而，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相安无事”又有多少价值———公众的不平与不满心理，难道不隐含着危机吗？法律的被虚置，难道不蕴藏着风险吗？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将用人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那自然会觉得人才只是有数的那几个。也正因为“少数人选人和从少数人里选”，某些官员的视野才会如此狭隘———仿佛处理了行贿的官员，地球就不转了。

    行贿者毫发无损，无助于建立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倘若法律不具有足够的刚性，而是时时被“特事特办”等所扭曲，那么所谓的建设法治社会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当行贿成为行贿者的通行证时，守法者会很灰心，甚至也不排除某些守法者会被严重误导。

    问题的关键在于，官员的命运应该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接受公众的监督？

    无论如何，行贿不能成为行贿者的通行证，而只能是行贿者的墓志铭！(孙立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