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长期担任一年级语文、音乐课及班主任，最高只担任过一任五年级班主任。”

　　显然，这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乡村教师。郑琦的乡亲们，桐树垭村口蹲着聊天的村民也同意这个说法。不过他们提出一个问题，用村民阮吉成的话说：“郑琦老师的确很平凡，但郑老师走在路上，有谁不敬重他，又有谁不主动和他打招呼呢？”

　　在农村，这就叫“口碑”。接下来的采访，使我们对郑琦老师的平凡，以及因对这平凡的坚持而获得的敬重，有了直接的认识。我们记下几天来的所见所闻，为乡村教师郑琦画一小像，立此存照。

　　永远的“孩子王”

　　2005年5月27日，桐树垭的清晨风有些凉。走过一池睡莲，一个红砖小院，院墙低矮，当庭两棵枝繁叶茂的香樟树，花坛里栽种着一些不知名的花儿，高矮杂然。

　　65岁的郑琦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与我们一一握手。他似乎还不习惯与人握手，满脸涨红，拘束地搓着手招呼我们进屋。他的脸上除了慈祥，再也找不出别的。我们试着从他那双和年龄极不相符的年轻的眸子中，阅读这个退休教师的故事。

　　1958年，郑琦从当阳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做小学教员的母亲送给即将走上三尺讲台的儿子八个字：“德高为师，身正为范。”

　　正如那个年代所有的有志青年一样，这个和雷锋同龄的年轻人主动提出，要到最艰苦的边远山区任教。18岁的他来到了当阳最偏远的陈垸乡王家（土加旁）小学。在这个连公路都不通的地方，郑琦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

　　1963年春，郑琦调到当阳漳河小学。有一天，附近的几个孩子跑到学校的菜地揪蚕豆叶，校长赶来“抓贼”时发现菜地旁站着学校的一名少先队大队委员。校长激怒了，认为这名学生见到有人损坏公家财物没有制止，应当给予记大过处分。在那个年代，记大过将是伴随一生的“污点”。

　　郑琦当时是少先队辅导员、校务委员会成员，他当即表示反对：“孩子还小，有错可以批评教育，这么处分太重了！”校长不能容忍郑琦的顶撞。1964年11月，学校以“抗拒学校领导”为名，开除了郑琦的公职，他回家当了农民。

　　这一走就是15年。24岁到39岁，人生中最黄金的时间里，郑琦没能从事他最钟情的教师职业。有人说他“不值”，郑琦却说：“我耽误的虽然有十几年，但学校的一个错误决定，会影响那个孩子一辈子。”

　　1979年9月，历经坎坷，郑琦被落实政策重上讲堂，到烟集小学任教，一年后调到井岗小学。

　　年过40的郑琦被任命负责学校少先队工作。他组织学生开展夏令营、文艺活动和兴趣小组活动，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寓教于乐。他组建了“红领巾义务投递站”，几年间，“乡间小鸿雁”为乡亲们投递报刊信件2万多件；看到农村孩子没有什么课外活动，放学就等于“放羊”，他先后建起9个校外“少年之家”，组织少先队员开展丰富多彩的创造性活动，井岗小学少先队被中国儿童报授予“勤巧小队”荣誉称号。

　　1984年，郑琦被团中央、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他光荣地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少代会。在这次会上，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报告讲到“红领巾事业是太阳底下最美丽的事业”，郑琦听后激动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抱定了终生献身于红领巾事业的决心。”

　　1999年秋，郑琦离退休只剩1年时间。女儿、儿子都劝他和老伴到城里住，照顾着方便些。郑琦不愿去，他动员老伴和他一块留在农村：“住楼房，像是关在鸟笼子里，不舒服；大家生活、观念都不一样，万一婆媳关系处不好，倒不合适！”

　　老伴知道丈夫打的什么主意，她知道，丈夫这一辈子就喜欢做孩子们的工作，他离不开孩子们，他想把耽误的15年在退休后找补回来。

　　郑琦有个“大胆”的想法：建一个像城里那样的活动中心。

　　为了实现这个梦，郑琦卖掉旧居，在距三国古战场——长坂坡不到5公里的地方，买下了桐树垭村水牛山下的一栋“连三间”农舍。郑琦和老伴着手对房子进行装修改造，几个过去的学生也赶过来帮忙。

　　老两口起早贪黑，一锄头一锄头地挖，一锹一锹地铲，一车一车地推，几天下来，手上磨得都是血泡。不过，成绩也是显著的：一共搬走了100多方土石，平整了800多平方米的场地。他从儿子车上锯下一块铁板，从废品回收公司买回两段钢管，焊成一个跷跷板；老两口还请来瓦匠砌了个水泥乒乓球台；选那较粗的树枝桠上装了一副吊环和秋千；建起了藏书3000多册的图书室。

　　2000年10月，郑琦的“井岗小学校外辅导站”挂牌成立了。从此，那些双休日、节假日呆在家里的孩子们，那些家长因为工作忙无暇顾及的孩子们，都慢慢被吸引来了。他们在这里荡秋千、打球、下棋，在这里看书读报、学文化，在这里练书法、学画画、唱歌跳舞、种花植树。

　　几年后，校外辅导站扩展成了活动中心。为建这个活动中心，郑琦先后投入了5．6万元，花光了自己全部积蓄的郑琦，至今还有近万元借款没有还清。

　　“搞这些没有报酬的，”郑琦说，“我退休后有工资，一个月1200多元，在农村算不错了。什么都不做，白拿这么多钱，我心里不安。”

　　采访郑琦时，记者见到了1987年6月11日出版的《宜昌报》。纸张泛黄的旧报纸醒目地刊登着一篇通讯《孩子王——记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郑琦》，那一年，郑琦47岁；18年后，65岁的退休教师郑琦还是一个“孩子王”。

　　师爱无限

　　郑琦的日记中写着这样一句话：“只有对孩子们倾注全部的爱心，才能呵护其心灵，拨动其心弦。”

　　1980年秋，郑琦到井岗小学工作。开学头一天，细心的郑琦发现，年级20多个学生的鞋子、裤腿全都湿淋淋的。放学后，他护送学生回家，途经瓦家河时，只见这些七八岁的孩子卷着裤子、提着鞋子，歪歪扭扭地行走在一排淹在水中的小石墩上。郑琦的心一下子紧缩了，他急忙跳进河中一个一个地将学生们背过河，20多个学生背下来，河水混着汗水，衣衫透湿！

　　这一背就是三年。村民们心里不安了，他们发誓：不吃不喝也要为孩子们修一座桥！52岁的郑琦课余赶来与村民们一道垒砌被急流冲毁的石墩，蹲在冰冷的河水中一干就是三四个小时。

　　桥修好了，村民们称它为“尊师爱生桥”。

　　郑琦任教的学校都是偏远的乡村小学。他总想给山区的农村孩子们一种和他们父辈不同的东西。

　　郑琦喜欢带孩子们到大自然中去。他的学生都太小，看不懂“论语·侍坐”中“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涵义。天气好的时候，他爱带孩子们去爬山，孩子们累了跑不动时怎么办？唱歌！

　　“跑跑跑，跑跑跑，努力向上跑；暖风吹，太阳照，今天天气真正好；花儿开，鸟儿叫，我们努力向上跑！”就这么一路唱着、跑着，所有的人都能爬到山顶，没有一个孩子掉队！

　　郑琦“偏爱”自己的农村学生，他要让自己的学生拥有城里学生拥有的东西。

　　有一天，几个孩子在宿舍里看到了一份《辅导员》杂志，封底是男孩子海军裤、女孩子荷叶边裙子的图片。郑琦对同学们说：“这是校服，虽然我们乡下没见过，但城里的许多孩子都有。”孩子们羡慕地用手抚摸着美丽的图片，觉得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郑琦说：“只要我们想办法，也能穿上这样漂亮的校服！”

　　揣着这个梦，郑琦带着同学们开垦山上的荒地，利用学校闲置的农田种水稻、种花生、点黄豆。丰收的季节到了，同学们挣了一大笔钱，郑琦高高兴兴地给他们量尺码，寄出汇款单。在其他农村小学还不知道校服是什么的时候，井岗小学的孩子们已经穿上了从北京订做的校服。

　　许多年后，孩子们还记得，全校学生第一次穿上校服的那年“六一”儿童节，庆祝仪式格外庄严。晨曦里，郑琦老师像往常一样戴着红领巾高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同学们用比平时大了无数倍的声音响亮地回答：“时刻准备着！”

　　仪式结束后，孩子们激动地流下热泪。20年后，已经成为当阳市东门小学音乐教师的杨静回忆说：“眼泪不知不觉就涌出了，这是一群农村孩子战胜自卑，实现梦想之后喜悦的泪。”

　　说起来，这个漂亮的音乐教师的人生历程，正是一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故事。

　　那时候，郑琦是杨静的班主任，他同时还教全校的音乐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井岗小学只有一台破旧的脚踏风琴。郑琦发现杨静乐感特别强。郑琦来到杨静家，建议她妈妈买台电子琴，帮助杨静学音乐。杨静妈妈问：“农村孩子学音乐有啥作用？”郑琦生气了：“农村孩子怎么了？只要是块料，我们做老师的、做家长的就不能耽误她。”杨静的妈妈沉思了一阵，大声说：“音乐我们不懂，但我们相信你郑老师，只要你觉得她行，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支持。”

　　妈妈为杨静花100多元钱买回了电子琴。从此，郑琦有空就教杨静练指法。初中毕业后，杨静考上了当阳师范学校音乐专业。

　　时至今日，杨静仍很感慨：“如果不是郑老师，我中学毕业后也许会像村里其他的女孩一样，嫁人、种田、打工或围着灶台转……”

　　郑琦说：“如果发现了一块玉而不去雕琢它，就是教师的失职。”

　　不断延伸的“责任半径”

　　桐树垭青少年活动中心门口的牌子特别“多”：“当阳市公安局庙前派出所关爱帮扶青少年工作站”“当阳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桐树桠校外辅导站”“校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基地”……

　　每一块牌子都意味着一份责任。

　　郑琦把自己的“责任半径”划得特别长。他说：“我要一辈子对孩子们负责，要对孩子们的一辈子负责。”

　　在郑琦的活动中心，有一名特殊的“常驻学生”，他是14岁的魏明（化名），医生说，这个孩子的智力只相当于4岁的孩子。

　　2004年春，魏明的父亲要到广东打工，临行前找到曾教过儿子一年级的郑老师，恳求他能教孩子认几个字。郑琦收下了这个特殊的学生，接下来的教育过程异常艰难。

　　10个橘子吃3个还有几个？再从树上摘来2个放在一起一共有几个？从一个一个数橘子，到学会扳指头。别的孩子认个拼音几遍就记住了，魏明要教上百遍，过几天还要巩固上百遍才能记住。

　　一年过去，魏明会算20以内的加减法了，字也写得方方正正了。

　　“将来孩子的父母都是要老的，得让他学会自立呀！”郑琦手把手地教魏明扫地、浇花、种菜。一开始魏明把垃圾都扫到自己脚上，郑琦一次次躬着病痛的腰，给孩子擦干净鞋，再教。

　　孩子的进步使魏明父母惊喜得流泪，他们要感谢郑老师。好说歹说，郑琦只愿收下150公斤大米和1000元生活费。

　　对于自己的学生，走到哪儿他都要管。1996年，郑琦曾经教过的学生阮建平中考落榜，心灰意冷，到处闲逛。对于这个孩子，郑琦的评价是：成绩不好人品好，热爱劳动。这一农村孩子身上最普通的优点，使得郑琦一直都对他的这个学生抱有信心。

　　郑琦找到阮建平：“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家后面不是有一片荒山吗？开发出来种上果蔬，就成了金山。”

　　阮家的果园倾注了郑琦的太多心血。阮建平不懂果树技术，家里又穷，郑琦掏钱帮他订了两年的《农家顾问》等杂志；郑琦和阮建平一道丈量、抽槽、挖渠……如今，阮建平成了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种植大户，每年纯收入五六万元。新修了两层小楼，屋顶架着太阳能热水器，地上铺着瓷砖，装修得不比城里差。

　　对于思想上出了岔子、行为上有问题苗头的少年，郑琦更是全力去感召他们。郑琦常说：“就是一块石头，我也要把它焐热。”

　　17岁的雨禾（化名）原来是郑琦家的常客。2002年秋，郑琦突然发现雨禾好长时间没来了。一打听才知道，雨禾的父母亲闹矛盾，且各奔东西外出打工去了，仅留下刚刚10多岁的他辍学在家。这个父母双全的“孤儿”，今天吃东家，明天喝西家，不久便和外地的几个“混混”混在一起，人称“狗都嫌”。

　　郑琦不嫌，他将雨禾接到家里，为他买来牙刷、脸盆等生活用具，让他住下，他不让他的学生无依无靠到处流浪。

　　以后的日子里，郑琦每天带着雨禾，到雨禾家里帮他重新收拾已经破烂不堪的家，和他一起将已经荒芜的责任田开垦出来，种上粮食和蔬菜。看到年过花甲的郑老师为了让自己有个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雨禾开始转变了。

　　今年初，雨禾外出打工了。前不久他给郑琦打回电话说，现在每月能挣300多元工资，能养活自己了。

　　“要不是郑老师把我从犯罪的边缘拉回来，我真不敢想象今天是个什么样子。”懂事的雨禾感激他的郑老师。

　　4年来，郑琦创办的活动中心帮助、关爱未成年孩子260多人，孩子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2005年5月30日，我们的采访就要结束了，因为郑琦老师当天要到北京去，参加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大早，郑琦就睡不着了，他告诉我们，21年前参加第一次全国少代会，出发前的头一天晚上，他也在床上翻了整整一夜“烙饼”！

　　老伴李应香也被“连累”着早早起了床——许多“要紧事”得跟她交代交代：“六一”期间，借书的孩子多，要做好登记，叮嘱他们一定要写读后感；脚踏风琴旁的《歌曲集》注意收好，小心被孩子们撕毁……

　　哼着少先队队歌，退休教师郑琦对着穿衣镜，郑重地系上戴了一辈子的红领巾。

　　这就是郑琦老师，他的身上，寄托着乡村教师所有的正直、善良、宽厚和仁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