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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大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2月24日，经过“加时两天”，第七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结束。本轮磋商中双方进一步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围绕协议文本开展谈判，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意味着双方离达成互利双赢的经贸协议又一次相向而行、相互靠近。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推迟3月1日上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的计划。这些积极信号意味着中美双方在解决经贸摩擦的道路上再次向前迈出重要一步，国际社会对中美合作共赢的信心又得到进一步提升。

回头来看，中美经贸磋商经历了七个回合，而前五轮磋商进展缓慢。美方是贸易战的发动者，在磋商过程中采取了攻势。2018年5月，美国代表团抵达北京，在此次磋商中，美国对中国漫天要价，除了瞄准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对中国产品施加关税，也将矛头指向了中国高科技制造业部门。尽管5月15日至19日的磋商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但是5月29日美方否认了这个共识。

在磋商过程中，中方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大局出发，积极参加对话协商，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回应美方关切，寻找两国利益最大公约数。中方理性使用反制工具，希望美国回到谈判桌前解决问题；同时认识到，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中美经贸磋商部分议程契合，中国可以顺势而为，借助中美经贸磋商加快改革。

中美经贸摩擦的具体内容主要反映了美方自我界定的利益关切，主要包括三类问题：一是贸易平衡问题，即特朗普所关心的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二是结构性问题，即中美经济制度的差异性，美方希望中国加大市场化进程；三是国家未来竞争力问题，重点指向中国制造业未来竞争力。

美国发起经贸摩擦的目标大致有三个：一是满足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的关切；二是建立一个管理双边贸易紧张局势的程序；三是制定一个更明确的长期协议，以鼓励中国进一步市场化。鉴于短期贸易紧张局势的管理可能是一个更容易实现的目标，在经贸摩擦僵局中达成一个协议，解决第一层面的贸易议程，即贸易平衡问题，对于美国来说就是部分实现发起经贸摩擦的目标。当然，达成协议不等于解决了美方的所有关切。本轮中美经贸谈判虽然暂告一段落，但美国会持续关注结构性问题，不排除事情出现回摆的可能。

贸易战只有双输。尽快结束贸易战，既是中方的愿望，也是美方的需要。美国现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更多受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华持强硬态度，上台后，发动经贸摩擦是他对选民承诺的体现。特朗普的选票多来自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代表的反建制力量和本土主义者，他们的利益诉求曾成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决定性变量。中美经贸磋商取得重大进展，一定程度上仍是受美国国内即将到来的选举周期的影响。另外，全球贸易局势动荡，世界贸易组织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贸易指数将于2019年达到2010年3月以来的最低值，缓解贸易紧张局势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就美方而言，中美双方达成协议，既满足了美国政府的交易收益需求，也满足了其国内政治需求。

中美关系面临着不同于20世纪的新背景。近年来，美国对中国是战略对手的认知成分在增加。中美经贸摩擦得以通过磋商的方式解决，这就给两国处理双边关系提供了形成新“下限”的可能，不冲突、不对抗可以被接受为新“下限”。新“下限”的出现，为中美能够形成新的战略均衡提供了准备，中美都应逐渐适应、接受对方在世界体系内的位置，并认识到美国仍处于中美两国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方面，中美关系并没有进入霸权争夺时刻，中美经济贸易仍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

对于中国而言，达成协议当然是一个赢局。这是因为，中国的长期目标是寻找中美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的长期稳定，同时协调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制度环境。中国的近期目标是停止贸易战，增加国内外市场信心，为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对于中国来说，关键要善于危中寻机，转危为机。一方面，要顺势而为，把外部压力化为内生动力，以更高水平的开放积极进行内部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应依赖国际体系，在国际层面协调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日程，寻找结构性问题解决的合法边界，有效化解外部压力，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26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