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网9月6日讯 自2012年起，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的超级对撞机项目就在科学界引发争论，高能物理学界的重量级专家分为正反两派分别提出了支持或者反对的意见。近日，杨振宁在微信公众号公布了他的反对意见。对此，科技日报今日刊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的文章予以反驳。

　　超级对撞机项目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科学家代表为高能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研究员。支持和反对这一项目的意见都有。支持方包括著名数学家、菲尔茨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以及超弦理论权威、菲尔茨奖得主威滕（Edward Witten）等。

　　原本在物理学界内部的争论，最近因为丘成桐和威滕等在中国的活动引发中国媒体报道，导致支持方的意见传播较为广泛。

　　近日，丘成桐教授在微信公号“老顾谈几何”再度发表意见，其中涉及著名物理学家、1957年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今年94岁的杨振宁教授。

　　杨振宁先生因此授权《知识分子》公布他的意见。

　　为了便于大家了解事情的起因，《知识分子》在杨先生的文章之后附上相关文章：丘成桐先生8月29日的意见原文，以及8月7日丘成桐先生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以下为王贻芳文章：

　　9月4日，《知识分子》刊发了杨振宁先生的文章《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作为正在高能物理一线从事实验工作的科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我不能同意他的观点。

　　（一）杨先生反对的第一点理由是造大型加速器是无底洞。这里涉及三个问题，一个是SSC为什么失败？第二是中国的大型加速器需要多少钱？第三是这个估计可靠吗，是不是又是一个无底洞？下面我一一回答。

　　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SSC）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当时的政府赤字且与国际空间站争夺经费、美国的两党政治斗争、德克萨斯与其他地区的区域竞争等。“预算超支”绝不是SSC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美国来说SSC半途下马是极为错误的，它使美国的高能物理研究失去了发现希格斯粒子的机会，失去了国际领导地位，到现在还没有翻身。当年美国科学界反对SSC的理由跟我们今天在中国听到的很相似。事实上SSC的终止并没有让任何科学家获得经费的增加。在此之后欧洲建造了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有超支，但并不是太多。

　　中国的政治与美国完全不同，对大工程建设实际上有优势，因为偶然性较小。SSC失败，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建造大型加速器。

　　我们规划的大型对撞机项目（以周长为100公里算）分两步走：第一步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建设阶段，约在2022—2030年间，工程造价（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约400亿人民币。

　　如果这第一步成功，CEPC有新物理的迹象，且高场磁铁所需新型超导材料技术成熟，其价格降到合理水平（比如20元/千伏安米），我们可以走第二步，质子对撞机（SPPC）阶段，工程造价在1000亿人民币以内，时间是在2040—2050年左右。这里如果减去国际贡献约30%，中国政府应该出资大约300亿人民币（每年30亿）和700亿人民币（每年70亿），但不包括未来的通货膨胀。

　　过去50年间，国际上有许多成功的加速器工程（如LEP，LHC，PEPII，KEKB/SuperKEKB等），也有许多不太成功的加速器工程（ISABELLE，SSC，FAIR等）。这里不成功的都是质子加速器，电子对撞机还没有不成功的先例。原因主要还是质子加速器较为复杂，对超导技术的预估较难，不易在技术、造价与指标上有一个恰当的把握。

　　高能所建所40年以来，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散裂中子源、ADS注入器等超过亿元的大型加速器及探测器工程中，均按工期、指标完成，实际造价与预算相比，连5%都没有超。我们有成熟的估价、建造、管理经验。

　　对CEPC的估价我们采用了两种办法：（1）分解法：将各设备部件造价相加；（2）类比法：与国内外已完成的同类装置与设备相比。在总价和系统级，两种办法得出的结果，误差在20%以内。在完成了初步概念设计以后，我们产生了一个1000多项的设备清单，据此进行了造价估计，并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了评审。

　　对第二阶段SPPC的估计我们只采用了类比法。因为这不是现阶段的任务，只是可能性。谈论它的造价意义不大。不成熟不会启动，所以怎么会是无底洞呢？

　　（二） 杨先生反对的第二点理由是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超大型对撞机不是燃眉之急，目前不宜考虑。

　　民生问题当然要解决，但我们也要考虑长远，发展要可持续，要有领先世界的能力。高能物理研究物质的最小结构及其规律，采用的手段从加速器、探测器到低温、超导、微波、高频、真空、电源、精密机械、自动控制、计算机与网络等，很大程度上引领了这些高技术的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建造大型对撞机可以使我们领先国际达几十年，使一些重要技术产品实现国产化并走到世界最前沿，可以形成一个国际科技中心吸收国外智力资源，可以培养几千名能创新的的顶尖人才，怎么不是燃眉之急，当务之急？

　　而且一个大国，没有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很难说话响亮，这影响中国在世界上获取利益。

　　从占GDP的比例来看，大型对撞机的造价（即使包括SPPC）并没有超过1980年代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也低于国际上的LEP、LHC、SSC、ILC等各类已完成的和计划中的设施。

　　下一个五年计划开建大型对撞机，是我们在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的机遇。首先新发现的希格斯粒子质量很低，使我们有可能提出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个方案来研究它，还有机会改造成质子对撞机，有50年以上的科学寿命；其次，欧洲、美国和日本手头都有项目，20年之内很难腾出手来，我们的竞争环境好；第三，我们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经验，我们有技术和人员队伍的积累，还有极好的大型地下工程施工经验。这个机遇窗口只有10年，失去了，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三）杨先生反对的第三点理由是建造超大对撞机必将大大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

　　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目前占研发经费的比重大约是5%，国际上发达国家一般是15%。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大约每年1000亿人民币以上，CEPC不会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

　　另一方面，增加的经费应该向哪个方面投呢？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经费中相当大的比重是用来购买外国仪器。如果我们突然平均地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或向某些领域倾斜，估计会大大拉动美欧日的GDP。而如果我们花10年的时间投入300亿建造加速器，90%以上的钱会花在国内。而CEPC的投入从长期来看，是使各领域的比例与国际上基本一致（目前国内粒子物理、核物理比例严重偏低）。国家现在提出发起和领导国际大科学工程和计划，CEPC是一个极好的候选项目。

　　（四）杨先生反对的第四点理由是高能物理学家想寻找的“超对称粒子”和“量子引力化”都未被发现，未来希望用对撞机发现猜想中的粒子也是不会成功的。

　　建造大型对撞机的科学目标不是那样。我们的科学目标，简言之：粒子物理目前的标准模型只是一个在低能情形下的有效理论，需要继续发展更深层次的理论，虽然现在已有一些超出该模型的实验证据，但需要更多的实验证据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

　　目前已知的标准模型中的问题，大部分与希格斯粒子有关，因此更深层次的新物理应该会从希格斯粒子处露出蛛丝马迹。CEPC可以将希格斯粒子的测量精度提高至1%左右，比LHC好10倍，这就可以确认希格斯粒子的性质，判断希格斯粒子是否与标准模型预言完全一致。同时CEPC还有望首次测量希格斯粒子的自耦合，确定希格斯场参与的真空相变的形式，这对宇宙的早期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无论LHC是否发现新物理，CEPC都是需要的，这是粒子物理发展中跳不过去的一步。

　　如果有新的希格斯粒子耦合形式、新的伴随粒子、非点结构的希格斯粒子，或其它与标准模型的偏差，我们可以进行第二阶段，建造大型质子对撞机，直接寻找造成偏差的原因。这个原因当然可能是超对称粒子，也可能是其他粒子。现在还无法预言对撞机会不会发现猜想中的粒子。

　　（五）杨先生反对的第五点理由是七十年来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没有实在的好处，未来也不会有好处。

　　七十年来，高能物理发展出的技术与生活息息相关。没有高能物理，就没有同步辐射光源、自由电子激光和散裂中子源等装置，我们现在的许多生物、地质、环境、材料、凝聚态等方面的进步就无从谈起。没有高能物理，今天在医院里的很多检查与治疗（MRI，PET， 癌症的放射性治疗等）就不会存在，或者会推迟出现，许多人的生命会被缩短，生活质量会降低。没有高能物理，触摸屏就会推迟出现，智能手机就是一个梦想；没有高能物理，就没有WWW网。人类从WWW网中得到的收益，远大于对高能物理的全部投入。

　　中国建大加速器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呢？第一阶段300亿人民币的投入（2022年起，每年30亿），至少使我们可以在以下技术方面实现国产化，并领先国际：

　　a）高性能超导高频腔（应用于几乎所有的加速器）

　　b）高效率、大功率微波功率源（也可应用于雷达、广播、通讯、加速器等）

　　c）大型低温制冷机（也可应用于科研设施、火箭发动机、医疗设备等）

　　d）高速、抗辐照硅探测器、电子线路与芯片等

　　同时我们还可以在精密机械、微波、真空、自动控制、数据获取与处理，计算机与网络通讯等技术方面领先国际，可以培养上千名顶尖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引进上千名国际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如果有第二阶段，2040年起每年70亿人民币的投入，可以带动高温超导材料、超导磁体等应用技术的实用化，并国际领先。这个产业的规模大概远远超过700亿人民币。除此之外，也许还有出人意料的新发现、新技术。

　　（六）杨先生反对的第六点理由是高能所三十年来的成就不高，超大对撞机90%的工作将由非中国人来主导，诺贝尔奖也不会是中国人。

　　从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始。国家对高能所在高能物理研究方面的投入，除人员建筑、实验室及设备、研究经费之外，主要科学设施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2.4亿元，1984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6.4亿，2004年），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1.7亿，2007年）等，一共约10亿元人民币。与国内其它领域相比，比如杨先生提到的生物、凝聚态、天文物理等，无论是总数还是人均，都绝对不算多。这些投入取得的成果、各种国内外奖励，与国内其它领域相比绝对不少。这点投资与国际上比差好几个数量级；但我们的成果可以跟他们比肩，至少我们现在是国际高能物理领域四大实验室之一（CERN，Fermi，KEK，IHEP）。

　　我们中国的科学家2012年在国际上独立地首次提出CEPC-SPPC的设想，得到国际上的积极响应与支持。随后我们开展了初步概念设计，虽然有国际参与，但主要是以我们为主完成了《初步概念设计报告》。所以将来超大对撞机70%的工作将由中国人来主导完成，至少会与我们的出资比例一致。

　　高能所参加过1980年代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设计与建设的专家都说，当年的困难比起今天的CEPC，只大不小。我们不会一代不如一代。我们有信心和能力独立完成CEPC。当然从国际合作考虑，还是需要放手一些工作内容。

　　至于未来第二阶段质子加速器的工作，我们目前确实经验不足，需要努力。但我们还有二十多年，实现“完成工作与出资比例相当”这个最低目标，以我们过去三十多年进步的记录来看，是可以完成的。

　　至于中国人得诺贝尔奖，我觉得无法预料，也不是国家对基础科学投入的目的。我们希望中国有一个CERN这样的研究机构，至于有没有希格斯这样的人去得诺贝尔奖，并不重要。

　　（七）杨先生反对的第七点理由是高能物理的前途在“新加速原理”和“几何理论”，不在大型加速器。

　　“新加速原理”确实是一个加速器发展的重要方向，也许将来几十年内能用于高能物理固定靶实验，或某些对束流品质要求不高的应用领域。在高能对撞机方面，无论是束流品质还是能量利用效率，都还有太长的路要走。高能物理不能等待这个新技术成熟。至于“几何理论”，或是“弦理论”，虚无缥缈，不是实验物理学家现在考虑的问题。

　　高能物理的前途在哪里，见仁见智。我们应该更多地听取科研一线新生代科学家的意见。（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王贻芳）

　　以下为杨振宁文章： 

　　8月29日微信公众号《老顾谈几何》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丘成桐：关于中国建设高能对撞机的几点意见并回答媒体的问题》，讲到他（丘）赞成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而我（杨）反对，他难相信。其中一段如下：

　　这些实验背后的基础理论都用到杨先生的学说。每一次突破后，我们对杨先生的学问更加佩服！所以说杨先生反对高能物理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使人费解！

　　丘教授的理解有误！我绝不反对高能物理继续发展。我反对的是中国今天开始建造超大对撞机，原因如下：

　　（一）建造大对撞机美国有痛苦的经验: 1989 年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最大对撞机，预算开始预估为30亿美元，后来数次增加，达到80亿美元，引起众多反对声音，以致1992 年国会痛苦地终止了此计划，白费了约30亿美元。这项经验使大家普遍认为造大对撞机是进无底洞。

　　目前世界最大对撞机是CERN 的LHC。2012 年6000 位物理学家用此对撞机发现了Higgs 粒子，是粒子物理学的大贡献，验证了“标准模型”。LHC 的建造前后用了许多年，建造费加上探测器费等等加起来一共不少于100亿美元。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

　　（二）高能所倡议在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由许多国家分摊。可是其中中国的份额必极可观。今天全世界都惊叹中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可是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还少于巴西，墨西哥或马来西亚，还有数亿农民与农民工，还有急待解决的环保问题，教育问题，医药健康问题，等等。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对解决这些燃眉问题不利，我认为目前不宜考虑。

　　（三）建造超大对撞机必将大大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包括生命科学，凝聚态物理，天文物理，等等。

　　（四）为什么有不少高能物理学家积极赞成建造超大对撞机呢？原因如下：

　　A.高能物理学是二战后的一个新兴领域，此领域七十年来有了辉煌的成就，验证了“标准模型”，使人类对物质世界中三种基本力量有了深入了解。可是还有两项大问题没有解决：

　　甲）对剩下的第四种基本力量，引力，的深入了解还有基本困难。

　　乙) 还没有能了解如何统一力量与质量。希望解决此二问题当然是所有物理学家的愿望。

　　B.有些高能物理学家希望用超大对撞机发现“超对称粒子”，从而为人类指出解决此二问题的方向。

　　但是找超对称粒子已经有很多年了，完全落空。今天希望用超大对撞机来找到超对称粒子，只是一部份高能物理学家的一个猜想。多数物理学家，包括我在内，认为超对称粒子的存在只是一个猜想，没有任何实验根据，希望用极大对撞机发现此猜想中的粒子更只是猜想加猜想。

　　（五）七十年来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有没有实在好处呢？没有。假如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能实现，而且真能成功地将高能物理学更推进一大步，对人类生活有没有实在好处呢？我认为短中期内不会有，三十年，五十年内不会有。而且我知道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同意我的这个说法。

　　（六）中国建立高能所到今天已有三十多年。如何评价这三十多年的成就？今天世界重要高能物理学家中，中国占有率不到百分之一、二。建造超大对撞机，其设计，以及建成后的运转与分析，必将由90%的非中国人来主导。如果能得到诺贝尔奖，获奖者会是中国人吗？

　　（七）不建超大对撞机，高能物理就完全没有前途了吗？不然。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向值得探索：A. 寻找新加速器原理。B.寻找美妙的几何结构，如弦理论所研究的。这两方面的研究都不那么费钱，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

　　（编者注：文中粗体为杨振宁先生所标记）

　　以下为丘成桐文章：

　　丘成桐: 关于中国建设高能对撞机的几点意见并回答媒体的问题

　　2016-08-29 丘成桐

　　最近有很多媒体关注在中国有没有可能建造对撞机，这是好事，毕竟这个事情也是全球科学家都有兴趣的事情。不幸的是，有些媒体，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炒作新闻，不是无中生有，就是对被访问者的说话，断章取义。

　　对我个人而言，就发生过几次这样的媒体报导。举例来说，财新周刊在我拒绝他们的访问后，就制造了一个类似访问我的稿子，凭想像和网上看到的谣言制造了一些新闻，并基于此而对我做人身攻击。

　　最近又有记者不断来问我一些可笑的问题，他们要我跟某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叫做王孟源的先生对话，要我评论他最近写的一篇关于对撞机的文章。同时记者坚持王先生是高能物理的专家：原因是王先生毕业于哈佛大学物理系，得过博士。对我来说，这事实在有点意外。因为我兼任哈佛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系的教授，却从来没有听过王先生的名字（在哈佛大学这么多年来，我是唯一由校长正式聘任并在两个系内都可以投票的教授）。接到记者来信后，我求问哈佛大学物理系做高能物理的教授朋友们，谁认识王先生？结果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经过多次访寻后，终于有人找到他的导师名字，是一个没有在系中升职的助理教授，难怪系中资深的高能物理学家们不认识王先生，据说王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后没有再做任何有意思的文章，做生意已经廿多年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不觉惊讶于中国媒体访问科技专业的能力，实在有限得很！

　　据说王先生对我有很多指责，本来我不在乎，毕竟我每个星期都收到一些业余学者解决大问题的来信，见怪不怪了。但是记者坚持要我扯上杨振宁教授，一下子从地下升到天上了，我想应该说几句话吧。

　　我认识杨先生已经四十五年了。除了我的老师陈省身教授外，他一向是我最尊敬的科学家，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统计物理和高能物理的工作都使人敬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推广Weyl 的规范场的工作到非交换规范埸的理论，在七十年代由欧美诸人完成的高能物理的标准模型，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对自然界认识最深刻的理论，这个模型的建立须要用到非交换的规范场理论。

　　五十年来在欧美不同地方的高能对撞机每一次得出来的重要结果，都能震撼人心，因为它显示了大自然最基本结构的一部分。每一次实验的突破，都代表着人类进一步地了解了人类历史以来最想知道的事情：天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这些实验背后的基础理论都用到杨先生的学说，因此每一次突破后，我们对杨先生的学问有更进一步的景仰！所以说杨先生反对高能物理须要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使人费解！这更不是华尔街一般的商人能够理解的事情。

　　记者说杨教授反对在这个科学界最基本的学问领域上継续做硏究，我不敢肯定这句话的真实性。毕竟我和杨教授多有过从，却还没有亲耳听到过他反对建立对撞机的事实。所以此话只能作为存疑。

　　但是重要科学的创作，都包含众多科学家的贡献在内，不属于某人所有，真理只在反复的推理和实验下，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同，所以古希腊哲学家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要发掘宇宙间最基本的真理，更要有这种勇气，这种毅力，才能完成。西方国家，无论是科学家，或是政府，为了暸解大自然的奥祕，都愿意无条件的付出大量的精力！一百多年来，多少智慧，多少金钱，投入在一些看来没有用的基础科学上。但是这些投资却成就了今天西方国家文化的基础。

　　今日的中国，已非吴下阿蒙，难道不需要为这个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做点贡献？难道我们只是在游戏机，在房地产，在互联网上赚点好处，就心满意足？在我记忆所及，中外古今都还没有过这样的大国！

　　我们扪心自问，中国当今的国力，没有能力做这个对撞机吗？中国领导说的和平崛起，可以没有重要的文化意涵，没有探索宇宙奥秘的勇气吗？现在在中国反对建做对撞机的科学家们，有谁是高能物理的实验专家？为什么有深厚经验的外国专家意见变得不重要了？

　　我和Steve Nadis 的书上已经解释很清楚做对撞机对科学，对中国的重要性，希望大家用理性的态度来看这事！

　　专访：希望在长城入海处建设下一代巨型对撞机——访华裔数学家丘成桐

　　新华社8月7日电 记者 彭茜

　　在中国秦皇岛市山海关，万里长城与大海相拥。

　　菲尔兹奖获得者、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希望，实验物理最重要的项目——巨型对撞机能够落户于此，成为中国基础科学原创性突破的诞生地和“海纳百川”般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平台。

　　目前，全球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加速器是位于瑞士日内瓦与法国交界地区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可在微观尺度上模拟宇宙大爆炸后的宇宙初期形态，帮助科学家研究宇宙起源并寻找新粒子。2012年，正是在这台对撞机上，科学家宣布发现了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终于完成了粒子物理所谓的“标准模型”。美国《科学》杂志评论认为，这项发现将“标准模型”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填充到位，虽然尚不清楚该发现未来将把粒子物理领域引向何处，但其对物理学界的重大影响不可否认。

　　而LHC目前已经达到其设计能量，要进一步寻找和发现新粒子，就需要建设能量更高的机器。2016年初，丘成桐和合作者的新书《从万里长城到巨型对撞机》在国内出版，书中除讲述粒子物理学如何改变人类日常生活，也探讨了中国建造巨型对撞机的可能性。目前这一重大项目正处于论证阶段，丘成桐对此项目的最终落地持乐观态度。

　　“这是在基础科学方面有可能出现重大原创性突破的地方，将有助于探索整个宇宙物质的基本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丘成桐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论证中的中国 “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对撞机，其科学目标是精确测量希格斯玻色子的性质以及搜索标准模型背后更基本的物理规律。

　　若能量更大的巨型对撞机能够在中国落成，寻找超对称粒子，将是科学家们下一个目标。一旦超对称粒子被发现，整个物理学前沿与数学前沿都会改变。

　　虽然这项工程需要很大资金投入，但丘成桐看好项目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的巨大效益，“这会引起西方科学阵营的迁徙，远远超过单独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效果”。

　　在大型强子对撞机所在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有来自20多个成员国的3000多名工作人员，每年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合作科学家及访问学者。那里汇集了全球粒子物理研究领域的高端人才，每年产生1000多篇博士论文。

　　丘成桐预计，项目建成后，至少会有五六千名各国一流科学家为做实验举家迁往中国，且长期居住，这会对中国基础科研产生深远影响。

　　他认为，几千个智慧的头脑汇聚于此，会“自动”产生很多重要的、超越物理领域的技术和学问。正如我们生活离不开的万维网就诞生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20年前可能中国没有能力做这件事，但现在中国是上升中的大国。对撞机的建成将是对国际科研、世界和平乃至人类文明的贡献，也是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他说。

　　（综合科技日报、澎湃等。统筹：孙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