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于2013年与欧盟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日前泄露出的细节展示了美方强硬的谈判立场，给这份协议的最终达成增添了难度。

谈判发起之时，欧美正处困境，疲弱的经济形势倒逼双方携手求变。当时，美国总统奥巴马以“问题都是别人的”思路，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贸易领域的优势打压了欧美业者，让欧美竞争力和经济发展受限。他想通过TTIP构建新的贸易秩序，制定新的标准壁垒，并拉上了当时与中国开打光伏贸易战的欧盟。

谈判过程中，明显是美国强势主导，求同存异的意识不够，交换筹码式的谈判反而影响效率和实用性，“食品换汽车”的内容暴露出美国没有充分尊重欧洲民众的权益。改变消费者习惯、生活方式，单靠政治意愿难以实现 。欧洲民众担忧TTIP会令民生各项指标下降，公共卫生服务、食品安全领域尤为突出。因此，每次在欧洲举行的谈判，都成为各个行业组织抗议游行的舞台。

现代商业壁垒从行政条款上升到行业标准，欧美双方产业标准谈判对峙凸显对“保护主义”的依赖顽疾，还未完全进入复苏轨道的欧洲更担心市场份额被TTIP削弱。

在外商投资条款上的争议，更加凸显美欧双方互不信任，对互利前景并不乐观。欧洲对大企业的扩张极为谨慎，担忧这会损害欧洲国家和公众利益。TTIP谈判一度因为备受争议的ISDS条款等分歧暂停。ISDS条款的设置旨在保护外国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国的利益不受侵害。然而，欧盟公众担忧，这一条款会导致外国大公司权力过大，使国家及公众利益受到损害。

反观中国，充分尊重东道国的投资规则，无意对相关规则加以干涉。中国在欧洲投资往往保留当地的管理层、董事会，对员工的管理和当地市场的适应遵循东道国的旧有秩序习惯，提供的是广阔的新兴市场机遇和高效融合的产品和服务的规划设计。通过投资有效加强中欧商界互动共赢，在农业、工程机械、高新技术领域屡有成功案例。中国投资的示范效应更令美国在投资条款上的强硬相形见绌，有长远眼光的欧洲人因此对美式强硬更为反感。

欧盟和美国在重大问题上若即若离，互信度下降，也给TTIP增添不确定性。美国领导人访欧期间，讽刺和反对声不绝于耳。2013年“窃听门”令欧洲政界对美国的行为不满，欧盟外交内务事务中，美国也经常隔空喊话表达意见，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事务上美国都在一定程度上给欧洲施压，种种刷存在感的行为，令欧洲民众难以接受。

奥巴马在任内一直主张自由贸易，TTIP更是其倾心打造的政治遗产之一。美国总统大选在即，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主要候选人皆反对奥巴马现行的贸易政策。TTIP谈判如果不能在奥巴马任内达成共识，有可能被无限期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