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彬生 （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距日本战败投降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但在战争责任等问题上，日本依然不能正视历史、深刻反省、真诚谢罪。日本国内弥漫着一股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歪风，日本历任首相公然参拜祭奠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则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推卸战争责任，这极大地伤害了亚洲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

学界关于日本谢罪方面有诸多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本文从“耻感文化”的角度出发，试图从其传统文化深层揭开日本不反省不谢罪之谜题。

距日本战败投降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但在战争责任等问题上，日本依然不能正视历史、深刻反省、真诚谢罪。日本国内弥漫着一股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歪风，日本历任首相公然参拜祭奠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则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推卸战争责任，这极大地伤害了亚洲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

学界关于日本谢罪方面有诸多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本文从“耻感文化”的角度出发，试图从其传统文化深层揭开日本不反省不谢罪之谜题。

中国电影《东京审判》剧照。影片表现了1946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过程中，以梅汝为代表的中国法官经过斗争，终于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七个战犯送上绞架的故事。图中左二为中国香港演员刘松仁饰演的梅汝。资料图片

1.“耻感文化”与“性非善非恶观”

所谓耻感文化，指的是重视他者的内在情绪和想法并以此为自身行为规范的文化范式。该定义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的著作《菊与刀》一书得到了充分的解释。在西方罪感文化中，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来自于绝对的超越性的神灵，人们可以通过良心的发现进行赎罪。与此相反，在以基于地缘性结合集团主义为背景的耻感文化下，人们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并非来自于绝对的超然的神灵，而来自于他人的注视与所属集团内部规范，真正的耻感文化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

耻感文化的特质之一是不知则无罪。《日本文化中的恶与罪》一书作者中村雄二郎指出：“在耻感文化中，即使自己所做的是恶劣的行为，只要不为‘他人所知’，就没有任何担心害怕的必要。因此在耻感文化中，并没有忏悔坦白的习惯，对神明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对于日本人而言，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就不必感到不安，忏悔也只是自寻烦恼。日本人认为认错的耻辱会使他们从此再无法抬头，而恶行一旦败露也可通过一死而一了百了，不会再被追究。特质之二是在耻感文化下，人们存在于相对的基准之中，即人们无法遵循一个绝对的道德准则。这是指人们常常服从于群体内部的绝对力量，寻求内部的行为准则，甚至忽视自我，走向非善非恶的价值判断。具体表现为在群体内部对错的界限变得模糊，但是对外的态度需要保持一致性。

如果说罪感文化带来的是“性恶观”，那么耻感文化带给日本的则是“性非善非恶观”。由于日本耻感文化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在于他人的目光及其所隶属的集团之规范，因此如何与集团及他人保持一致是其主导思想，善与恶本身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的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恶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日本人没有一种现成的普遍适用的道德作为善行的试金石。

“性非善非恶观”最早可以上溯到日本创世纪神话，《古事记》中记载了一个为民除害的大英雄——须佐之男命，其身份为日本皇室祖先神天照大神之弟。然而在降临人间成为大英雄之前，此神在天上恶事做尽，众神恐避之而不及。在日本创世纪神话的安排下，他却在降临人间之后，痛改前非，为民除害，最终成为地上国之祖先。另外，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家本居宣长也曾提出“恶乃恶神之所为，乃污秽”的说法，意指人之所以作恶与人性无关，只是恶神附体之缘故，而非人所为；作为处世法则，他提出“人应尊人情本能所向，当悲则悲当喜则喜”的说法，认为人应遵循本能，而非儒者所倡导的三纲五常。日本近代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竟也认为“所谓善就是满足自我的内在要求……所以满足这种要求、即所谓人格的实现，对我们就是绝对的善”。

在“性非善非恶观”模糊和错误认知的影响下，日本人的道德观念十分薄弱，统一的道德衡量标准并不完善。民众很难对一种行为做出“善”与“恶”的评判，从而导致社会内部呈现出惩罚机制缺失的状态。

在耻感文化的影响下，他人目光的作用要高于自身道德反省。而在当时的军国主义大背景与“性非善非恶观”的影响下，日本民众对此种行为并不持批判态度。而这种内部惩罚机制的缺失使得深受耻文化影响的日本人对“罪”的认知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非善非恶论”对外则表现为恃强凌弱。日本依靠美国的庇护而无视战时受到侵略的亚洲人民的情感。在东京审判时，美国有意将审判着眼点引向与美国相关的战犯，而诸如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731部队的头目等战犯则免于责任的追究。另一方面，日本依靠美国的庇护而不顾亚洲人民情感，纵容战犯、维持天皇制度。同时，日本右翼经济势力的基础也由于美国在日本推行的不彻底的改革而依然存在。虽然战后美国在日本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在名义上解散了那些积极支持战争的财阀，但只是改变了日本财阀的纵向统治方式，这些财阀企业又通过“横”的结合方式重新组织起来，成为日本右翼经济势力的经济基础。对战后的日本来说，美国是国际社会上唯一的对其有约束力的国家，而美国的“纵容”使得日本得以将认罪态度模糊化并恃强凌弱。

2.“一亿总忏悔”与“群体无意识”

对内惩罚机制的缺失具体表现在日本战后的“一亿总忏悔”理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在国内外追究战争责任的背景下，当时日本首相东久迩提出了“一亿总忏悔”理论。该论调指出军、官、民等国民全体都必须彻底反省和忏悔，其全体国民的总忏悔是日本再建和国内团结的第一步。该理论的目的是为天皇开脱责任，主张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道义的颓废，从而将责任转嫁至百姓身上。然而，推卸天皇的战争责任，让一亿民众共同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实质上是否认日本国家战争责任问题。

法律和道德责任关切的是个人而不是集体，因而不论从属于集体与否，只要是犯下了罪行就应当承担法律和道德责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

东久迩内阁提出“一亿总忏悔”除了为天皇解脱战争责任，根本目的则在于偷换“战争责任”与“战败责任”概念，使其界限模糊化，这一做法导致日本民众战争责任意识的极度混乱。而作为当时政府主要传播渠道的日本媒体亦紧跟这一说法，并对此大肆进行宣传。

偷换概念之后，所谓的“责任”并非是日本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给中国和其他国家带来战争灾难而需承担的责任，却成为日本没能打赢“大东亚战争”而落到“悲惨命运”的责任。“战争责任”和“战败责任”的混淆导致对责任的追究也发生扭曲和异变，它所针对的并非是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进行的忏悔，而是对因战争政策错误、战争推行不力而导致的日本战败责任进行忏悔。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邦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群体无意识”概念。“群体无意识”即群体性的盲从行为，其特点是理性缺乏、推理能力低下、少有深思熟虑而混沌懵懂、崇尚权威。日本民众就在“群体无意识”的状态下成为了残酷的战争行为的实施者与战争责任的逃避者。

日本的“群体无意识”现象有其民族独特性，由于耻感文化所带来的“非善非恶”论的影响，日本人内心缺乏是非善恶等道德准则，同时缺乏理性、盲从权威。当上级下达违背基本人道的命令的时候，人们倾向于不加思考地服从命令而毫不怀疑命令的正确性，类似事件在《战争罪责》一书中有记载。

犯下战争罪行时不自知，而一旦被问起责任的时候又以“群体”为借口逃避责任。经过对很多参与侵华战争的原日军军官走访调研发现，“不过是奉天皇之命”的思想代表着当时多数日本人的心态，即犯下战争罪责的是统治阶级，而自己只不过是听从命令执行了任务，因而无须接受处罚。

对于将自己的罪责推托给自己从属的群体从而表明自己无罪的观点，哲学家汉娜·阿伦特通过分析纳粹党卫军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指出，法律和道德责任关切的是个人而不是集体，因而不论从属于集体与否，只要是犯下了罪行就应当承担法律和道德责任。此外，一个人只要是集体的成员，就必须承担此共同体的一切作为，承担“集体责任”。而对通过遁世来保持道德的完整性和避免违反法律的人，因其逃避了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而应得到批判。

“一亿总忏悔”造成的后果是战争发动者与执行者的道德责任被稀释而浑水摸鱼，不认罪不反省；而那些直接、间接参与战争并曾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摇旗呐喊的普通民众亦隐匿于参与总忏悔的“一亿”之庞大人群中，并没有为自己国家所犯下的侵略罪行与自身曾无视人道主义为直接或间接参与侵略战争而感到丝毫悔意。通过“一亿总忏悔”理论日本人顺利地偷换了“战争责任”与“战败责任”的概念，使得“一亿总忏悔”在事实上变成了“一亿不忏悔”。

3.“江河流水史观”与“应付局面”

从“性非善非恶论”的观点来看，“恶乃恶神之所为，乃污秽”，因而日本人会将战争恶行当成是污秽。而对于罪恶和污秽，日本人会借助传统仪式“禊”进行祛除。“禊”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的《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记纪”中都记述过创世神伊邪那岐在从黄泉国归来时清洗身体的神话传说。可以看出，早在古代就存在除去身上的污秽而举行“祓禊”仪式的习惯，而这种习惯经由神社参拜等习俗而流传了下来，对日本人产生了影响。日本人认为，自身不会拘泥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多会采取让它随水流走的方式。

竹内靖雄在《日本人的行动文法》一书中写道，日本人将历史视为江河中的流水，并且对于过去的历史，只需忘记即可。也有部分日本人认为，人类是几十万世代的生存竞争中幸存下来的末裔，人类和其他的生物一样，同种族之间的杀戮是经常发生的，因此现存人类的祖先一定是杀害大量同类的“英雄”。因为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在日本人看来，世界之所以是当今的模样，都是由于历史事件的自然发生，而导致各种残暴酷刑的战争也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没有必要纠结于其中特定的事件或者改变对其的看法，没有必要把祖先的罪过看成是自己的罪过。

这种扭曲的历史观导致了日本人“应付局面”的对应手段。“应付局面”的对应手段主要是形式上的道歉而不是内心的反省与责任承担。众所周知，在日本历届首相中村山富市曾对战争问题做了最深刻的反省，但即便在纪念战后五十周年村山谈话中也只是向受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提出了“深刻的反省”与“由衷的道歉”，但却丝毫没有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与反省。另外，战后日本虽然对战争受害较深的东亚国家采取了“赔偿·经援外交”与“贷款·经援外交”，但是却逃不掉“新的经济殖民主义”嫌疑。日本在面对国际上的批判与指责时，不管是道歉也好，辩解也罢，只能视为是一种对应手段而已，并不是内心上的真正反省。

可见，“耻感文化”给日本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性非善非恶论”，而这一缺乏道德层面善恶判断的“性非善非恶论”亦从内外两个方面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内其导致了日本社会内部惩罚机制的缺失以及由“一亿总忏悔”这一口号所导致的战争责任模糊与“群体无意识”所导致的“一亿不忏悔”，社会内部惩罚机制缺失使得日本人对罪恶的认知愈发麻木；对外则塑造了日本人恃强凌弱的个性特征以及扭曲的民族优越论。

另一方面由于靖国神社、日本遗族会与自民党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利益纽带，从而导致日本历任多个首相弃亚洲人民情感于不顾不断参拜与大放厥词。而耻感文化所带来的“江河流水史观”亦使日本在对待战争问题不认罪不反省的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虽然过去了70多年，但日本在战争中给亚洲国家带来的伤害永远不会被忘记，战争的罪行也永远不能被饶恕。日本只有正视历史、正视现实，尊重其他国家的民族感情，才能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赢得他国的尊敬。

《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2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