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乔治·芒斯杨（左二）与一位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病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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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6月19日，西蒙·尼古拉斯·霍沃思在翻阅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他的家族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书信。

本报记者 强 薇摄

图为7月8日，谢尔盖·马洛佐夫（右二）在C919飞机工程模拟器里向他的同事们讲解飞行原理。

王 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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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全球疾病防治作出更多贡献

（法国）乔治·芒斯杨

70年来，新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我看到医疗投入逐渐增加，一切变得越来越好：医院大楼拔地而起，诊疗设备愈发先进，医疗保障逐步到位，教育培训体系日臻完善。

“一带一路”倡议将进一步促进学科发展，并将相关医学实践经验应用于沿线国家，造福广大人民。

肝包虫病是一种恶性寄生虫疾病，法国东部、中国西部、中亚与西伯利亚的寒冷牧区都是该病的高发区域。由于它没有对症的特效药，过去曾缺乏成熟的手术技术，一度被视为“不治之症”。1986年，我和法国贝桑松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的同事们探索出根治这一顽疾的方法，开展了世界首例肝包虫病患者的肝移植手术。

1991年，后来长期担任中国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称“新医大一附院”）院长的温浩教授了解到我们的手术后就多次联系我。我被中方的求知若渴打动了，邀请温浩来我这里进行为期一年的临床肝移植培训。温浩学成回国后邀请我到中国去，为中国医生介绍手术医治方法。1997年，我在中国一连完成了3台手术，创造了中国国内首次进行肝包虫病解剖性肝切除手术的纪录。

过去22年里，我每年都去中国数次，同中国各地前来观摩与调研的同行交流。我到过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哈密、库车、喀什做手术，也曾到过青海的西宁、玉树。小手术一般要做两三个小时，较为复杂的肝移植手术则需要十几个小时。肝包虫病的防治工作依然面临挑战，希望我的微薄之力有助于推动相关医学技术在中国得到应用和推广。

我依然清楚记得，很多年前的一天，我正走在乌鲁木齐的街头，迎面走来一位老乡。他拉过我的手使劲摇晃。他不会说英语或法语，就用一只手在自己肚子上比划。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我做手术救治过的病人。他认出了我，在感谢我咧！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70年来，新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我初到乌鲁木齐时，路面上到处是自行车或毛驴车。新医大一附院只是一栋老旧的黄色矮楼，门诊、病房、手术室、放射室的设施都很简陋。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我看到医疗投入逐渐增加，一切变得越来越好：医院大楼拔地而起，诊疗设备愈发先进，医疗保障逐步到位，教育培训体系日臻完善。

如今，当年的国际合作正在开花结果。贝桑松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都已成为医学专家，在各自领域独当一面。他们进行了很多成功的手术，发表的论文和报告量多质高，获得非常好的国际反响。在法国国家外科科学院及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定期举行的学术交流会议上，中国医生们都是座上宾，他们常因作出突出贡献获得学院的荣誉头衔。

今年1月29日，我邀请温浩在一场学术会议上向同行们介绍他在肝包虫病领域首次进行的自体肝移植手术。我为学生们的成就感到骄傲和欣慰。没有老师不期待学生超越自己的，因为没有超越就没有进步。

现在，来贝桑松大学进修的中国医生更多了，两国年轻医生的双向交流也更为频繁。我们的合作领域从肝包虫病扩大到生物医学、药剂学、放射医学等多个学科。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包虫病预防与管理合作中心在中国新疆落地。未来，中国将为肝包虫病的学科发展与全球疾病防治作出更多贡献。

我很荣幸地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颁发的“中国天山奖”。其实，我那些年轻的中国同行们更应该获得这些荣誉。他们肩负着重大责任。我年事已高，总有一天会上不了手术台。我相信，医学的未来属于这些敬业的年轻人。

“一带一路”倡议把世界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它将进一步促进学科发展，并将相关医学实践经验应用于沿线国家，造福广大人民。

（作者为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贝桑松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外科主任，本报驻法国记者葛文博采访整理）

中国的科技创新蓬勃发展

（英国）西蒙·尼古拉斯·霍沃思

70年来，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中国是一片创业的沃土。

中国的科技创新蓬勃发展，大量创新成果涌现。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也不断增强，这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和前进动力。

在我获得2017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后，我和妻子登上了长城。1963年，我的祖父母在游览长城时拍摄了一段视频资料。我仔细查看镜头里的画面，踏上了祖父母曾走过的那段城墙，感觉沿着他们的脚步穿越了时空。

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至今仍保存着英国怡和洋行与我的高祖父之间的几封书信。书信清楚记载了他们往来于英国和中国之间进行丝绸贸易的点点滴滴。我家族中的六代人都与中国保持着紧密联系。我的高祖父是英国最早一批与中国做生意的商人之一。他的公司一度是上世纪60年代英中之间最大的丝绸进口商，直到今天仍与中国保持着业务往来；我的祖父母在60年代曾游历中国。我访问中国时会带上我祖母的日记本，里面记载着她在中国游历时的见闻；我的大儿子乔治曾在上海的一家公司实习。我的小女儿阿玛拉正在学习汉语——在我两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她所在学校的校长同意在学校开设汉语课堂。孩子们不出校门就可以学习汉语，这令我非常高兴！

第一次来到武汉时，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中国社会处处充满活力：我坐车时，沿途随便数数就能看到20多架吊车在紧张地忙碌着。而我在剑桥时，几乎看不到一架矗立的吊车。经过考察，我发现中国的确是一片创业的沃土。如此大规模的资本和市场紧密结合，我在其他地方都未曾见过。作为一个投资者，我喜欢把眼光放到其他人很少注意到的地方。那时，许多外国人对中国了解甚少。对我来说，未知就意味着机遇。我当即决定把公司开在武汉。过去，我的高祖父把丝绸从中国带到英国。现在，我把最新技术从英国带到中国，也算是我的家族对中国的回馈。

我每年去武汉的次数不少于4次。每次走出机场，我都发现武汉有了新的变化。如今，英中两国之间的投资正逐步加速，但仍不够快，这主要源于两国投资者对对方国家的认识依旧不足。我曾与十几位英国企业家共同探讨赴中国创业的话题，他们手中有成熟且适合中国市场需求的技术。我问他们从中国获得了多少投资，他们都说没有，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英中之间在商业模式、语言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对这些差异的疑惑阻挡了许多创业者的脚步。

我最多时一年去中国10次。我发现，面对面的交流让沟通效率大大提升。2017年2月，通过我们的努力，武汉市肺科医院与英国康倍达（武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正式引进结核病诊断试剂项目。我发起创建的总规模约30亿元人民币的中英基金，正在投资和引进首批3—5家英国企业到中国发展，之后每年将会有约5家欧洲企业通过中英基金被引进到中国。

70年来，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当下，中国的科技创新蓬勃发展，大量创新成果涌现。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也不断增强，这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和前进动力。我相信，只要是好的技术，就一定能找到市场。在中国广阔市场的吸引下，资本和技术将会追随而至。当前，面临“脱欧”变局，越来越多英国公司开始将眼光投向欧洲之外，中国巨大的资本和市场备受关注。

如今，我的家族六代人与中国的故事被广泛传播，关于这个故事的一本新书也即将问世。我希望通过讲述这个故事再次强调，英中两国都经历了深刻变革，但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从未中断，交流始终在持续。英中关系已进入“黄金时代”，两国各界人士打造了一条宽阔的“双向高速公路”。不过，跑在上面的“车辆”还远远不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经贸往来之车”行驶在这条“大路”上。

（作者为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英国创业家兼投资人、武汉生物工程学院访问教授，本报驻英国记者强薇采访整理）

中国民航工业迎来快速发展新时期

（乌克兰）谢尔盖·马洛佐夫

70年砥砺奋进，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在各个领域的长足发展给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航空领域，近年来，从ARJ21支线飞机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到国产大飞机C919首飞成功，中国民航工业迎来快速发展新时期。

我坚信，未来将有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客机翱翔于蓝天之上。

2017年5月5日，中国国产大飞机C919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成功首飞。我很荣幸见证航空发展史上这一振奋人心的伟大时刻。虽然我来自乌克兰，但当我看到C919飞向蓝天，我同样感到无比自豪。

我曾在乌克兰安东诺夫设计局工作了28年，被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聘为运输机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方面的鉴定专家。2012年，我加入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简称“上飞院”）。上飞院承担了大飞机的设计研发重任，我主要负责C919的控制律研究。我来到中国，是因为在这里能够延续我的创造性工作。中国人口众多，发展民用航空不仅有助于满足民众的出行需求，也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飞行员操纵飞机利用的一系列复杂算法就是控制律。造飞机最重要的是安全。飞机控制律设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飞机的安全。C919采用的是全权限电传飞控系统，该系统大大提高了飞机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该系统的核心技术控制律，是中国第一次自主研发设计。控制律设计工作繁重复杂，任何微小的改变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我们与时间赛跑，一次次地建模、试验，攻下一个个技术难题。我与同事们反复讨论每个细节，确保最终拿出的设计方案质量过硬。

不过，首飞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要继续努力，一刻也不能放松。首飞后，经常有客人到中国商飞来参观。大家对我们的期待很高。我相信，只要我们一步步踏踏实实地做，就一定能做出成绩来。

我的重要职责是帮助团队实现自动飞行控制系统的自主设计制造。我的同事大多是毕业于中国航空院校的年轻人，和他们在一起共事，我感到充满激情。就拿控制律攻关团队的工程师来说，他们技术能力强，学习效率很高，非常勤奋，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新知识。比如，我以前参与设计的飞机大多不是电传操纵的，团队里的年轻人更新了我的知识库，让我把经验更好地运用到电传操纵系统中。

在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了解几乎为零。我的母语是俄语。我和身边同事交流时经常用英语。有时，我的同事不太理解我的意思，我就又写又画，再配上肢体语言。我也向同事们学习一些简单的中文。经过几年积累，现在，我能说很多中文句子了。如今，我越发感觉自己已经真正融入这个美好的国家。2018年，我拿到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我把它贴身放在上衣口袋里，时不时掏出来向别人展示。

70年砥砺奋进，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在各个领域的长足发展给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航空领域，近年来，从ARJ21支线飞机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到国产大飞机C919首飞成功，中国民航工业迎来快速发展新时期。我坚信，未来将有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客机翱翔于蓝天之上。

（作者为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特聘专家，本报记者沈文敏采访整理）

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发展成就

（南非）迈克尔·温菲尔德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发展成就，中国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找到了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之间的平衡点，在减少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作出贡献，增进了全人类的福祉，已成为减少碳排放的典范。

我的工作是从事森林健康研究，工作地点主要在山区乡村，通过防治树木病虫害维护森林的健康。我带领的科研团队有近200人，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去了中国很多地方，特别是黑龙江、广东、广西、福建、云南、海南等省区的深山老林。我们亲眼见到，中国不仅是城市，连偏远乡村都在发生可喜的变化，农民有了更多发展机会。我也在工作中结识了许多朋友，接触到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

近几年来，中国的林业研究取得令人可喜的进展，国际林业研究组织联盟（简称“国际林联”）的几次会议都在中国举办。中国林业科学院是国际林联的重要成员，科研人员的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相信这种势头会持续下去，对全球林业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国际林联十分荣幸能够参与这一过程。

中国不仅积极植树造林，还支持不少非洲国家建设“绿色屏障”。例如，中国参与了非洲“绿色长城”计划，帮助非洲国家植树造林、防沙治沙，防止土地退化和荒漠化，这是保护环境的积极举措。非洲国家与中国的研究机构也正展开密切合作。未来，这些合作会取得更多成果。我们正在组建中国（中国林业科学院桉树中心）—南非（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林农生物技术研究所）林木保护合作项目，推动双方关于森林健康的深入研究合作。国际林联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强劲的合作关系。

如今，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已成为各方共识。中国作为绿色“一带一路”的推动者，为之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找到了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之间的平衡点，在减少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作出贡献，增进了全人类的福祉，已成为减少碳排放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发展成就，中国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仔细数数，我已经到访中国近30次。1991年，我第一次访华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时，南非和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当时，北京马路上的汽车还很少，大街上都是骑自行车的人。前年我去中国时，私家车已经很常见了。街上有很多人骑着五颜六色的共享自行车，这些自行车极大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和大气污染等难题。

我在大学里培养了很多中国学生。我的第一个博士生现在已经是成功的企业家。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和中国林科院有密切合作，双方互派学生学习交流。中国学生们品学兼优，回国后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良好的合作都是双向的，我们也在向中国学习。合作就像一座友谊和互信的桥梁。我坚信，南非和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会更加广泛而紧密，两国民众之间的友谊也会更加深厚。正如我办公室里挂着的中国朋友送的“友谊长存”那幅书法作品一样。

2017年，我很荣幸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当年，我们夫妇怀着激动的心情又一次前往北京。我们认识了许多和我一样的专家学者，他们在各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和他们的交流非常愉快。

（作者为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国际林业研究组织联盟主席，本报驻南非记者万宇采访整理）

制图：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19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