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粤渝城镇化调查:农民成二等市民缺社会保障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快推进的时期。统计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09年，全国每年新增的城镇人口大约为1500万人。“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把城镇化发展战略放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位置上”。可以预见，未来5年，我国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上楼”，将成为这个时代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一。

　　挥别熟悉的农耕生活，住进有些陌生的高楼，对广大农民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生活到底过得咋样？他们还有什么样的梦想和期盼？元旦前后，本报记者深入湖南、湖北、广东、重庆四省市，对“上楼”的农民进行了调查。

　　新市民的新生活

　　“朝九晚五”上下班、按时接送孩子上学放学、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如今变成现实

　　周志伟的新家在湖南长沙市雨花区黎郡新宇小区，这是一片农民集中安置小区。2009年6月16日，周志伟和全村200多户村民一起搬到了这里。他们的老家，在1公里外的东山村。现在，东山村村址已经被武广高铁长沙南站取代。

　　周志伟在农村算是个能人。他地种得好，还有一手不错的木工手艺，凭借自己的手艺，他开过家具厂，还在长沙一家装修公司当过施工队长。在村里，他属于先富起来的农民，也因此当选了村委委员。

　　高铁彻底改变了东山村，也改变了周志伟的生活。一夜之间，他和全村乡亲都变成了“城里人”。拆迁农民每人可获得70平方米的新居和5平方米的物业门面。周志伟一家以每平方米900元的价格，获得了4套住房：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自住，另有三套70平方米的房子用于出租。除此之外，还有人均1.8万元的土地补偿费以及人均2.5万元的劳动力安置费。周志伟“摇身一变”，成为东山村治保主任、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长沙市雨花区黎郡社区筹委会委员。

　　周志伟的“农转非”相对比较彻底，他们一家全部纳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同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相比，报销的比例提高了很多。”至于养老，长沙市的政策是，失地农民从16岁算起，到土地征收那年，政府按照“每两年算一年”的原则，帮助追缴。政府部门帮周志伟追缴了10年的养老金，他说，自己只要再缴5年，退休之后就可以领到养老金。

　　每天“朝九晚五”上下班，按时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打开天然气就能做饭，休息日能陪着妻子逛街……对于许多“新市民”来说，这样的城市生活以前想也不敢想，如今变成现实。

　　田先祥家住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社区，这也是一个农民安置小区。田先祥由汪田村村民变为佛祖岭社区居民，是工业化迅猛推进的结果。看得出来，他对这样的变迁总体比较满意。“你看，这哪里像农村？比城市社区还好！”社区内，整齐划一的住宅楼与城市社区并无二致，超市、图书室、警务室、幼儿园等配套设施齐全。

　　失地不失业。田先祥在社区物业谋了个职位，妻子在一家商场做销售，“过去一年种地加上农闲时打工，全家一年收入才1万多元，现在收入比以前增加了四五倍。”田先祥说。

　　养老也不成问题。田先祥介绍：“搬进新家后，我父母每年除了享受政府对失地农民的800元养老补贴，村里还另外给他们每人1000元，加起来4000元左右，比过去农村老人强多了。”而且不到60岁的母亲还找到了一份保洁的工作，补贴生活不成问题。

　　至于医保，以前村里办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近田先祥听到一个好消息：村里正在准备给大家办理城镇养老保险。这在他看来是变成“城里人”的最重要标志。

　　城镇化大潮中，外来流动就业人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巨大群体。他们是新一轮城镇化的主体。

　　杨诗勇，广东省优秀农民工、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拥有深圳户口已经1年多。到深圳打工近20年，从一个底层搬运工到社区专职工会副主席，杨诗勇是打工者中凭借自身努力获得成功的典范。

　　毕竟，像杨诗勇这样的优秀农民工很少，普通的外来务工人员，能圆“入户城市”的梦吗？

　　在广东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记者碰巧遇到刘霜一名27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她就是来咨询入户事宜的。

　　去年7月，广东针对农民工推出一项重大决策，实施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50分就有申请入户资格。在分数计算中，缴纳社保可以加分、见义勇为可以加分、受表彰可以加分、学历可以加分、义务献血可以加分、租房和买房都可以加分，被认为是一种“普惠式”的制度。符合积分入户条件的农民工，可选择在就业地镇（街）申请入户，也可以在自有产权房屋所在地镇（街）申请入户，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以随迁。到去年11月底，全省积分入户的农民工超过10万人，计划3年内入户180万人左右。

　　像广东一样，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大胆探索，拆除城乡藩篱，帮助农民融入城镇，突破口就是户籍。去年以来，我国多个城市宣布启动统筹城乡户籍改革计划，重庆市计划在2020年前推动1000万农民进城转为城镇居民。西安市提出了“人口倍增计划”，预计到2020年，主城区人口将达到1000万。

　　只算“半个城里人”

　　虽然已定居城市，但在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要真正融入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其实还只是半个城里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办事处副主任顺正义笑言，“现在我们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户籍制度改革，尽管被征地农民过着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周边环境也已经完全和城里一样，居民却依然顶着农业户口，有点不伦不类。”

　　因为这个“不伦不类”，很多城里人的待遇，刚刚“上楼”的农民就无法享受。

　　王奇，湖北麻城的一名个体户。2009年国庆节，他们全家搬进了位于麻城市城区北环西路的新家，基本成了个城里人。之所以是“基本”，是因为他户口仍一直留在农村。他老家在麻城市乘马岗镇万义村，家里还有3亩地，不过已经流转给别人种了。他说：“我儿子在麻城师范附小读书，学校没因为他是农村户口而收取任何费用，我的儿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国家的免费教育，这一点我们很满意。”

　　王奇不满意的地方也不少。由于他和妻子没上城镇户口，就无法享受到城镇社保，但又不能享受农村社保。“总感觉自己上不上、下不下的。因为城里生活成本比农村高得多，一旦遇到生意不好时，养家糊口就困难，我们心理压力很大。”

　　去年，王奇从中国人寿买了一份“鸿福人生”保险，一年交保费1600多元，连交十年，为的就是给自己一个保障。“因为生活压力很大，我们每天都疲于奔命，有一定的保障，我们才可能去考虑参加一些文体活动，才有时间带着家人散步谈心。”

　　定居城市后，生活成本也明显增加了。水、电、气、暖……眼睛一睁就要花钱，一年少说也要几千元。另外，还有他们以前闻所未闻的物业费。

　　一些农民说，进了城之后，总觉得不如在农村过得自在，“规矩很多”。比如，以前在农村，少不了在房前屋后种点黄瓜茄子啥的，住进小区肯定就不行了。一些农民一开始不知道，把小区的绿化挖了，种上了蔬菜。“扛着锄头上五楼，阳台上面把鸡养”，成为一些新“上楼”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而对于很多在城市长期打工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最大的困惑是进退失据。

　　35岁的李朝华是四川内江人，15岁跟着叔叔闯广州，从事家居装修，现在已经是装修队的主心骨。20年了，他早已把广州当成第二家乡，目前一家人在广州芳村城中村租了一套3房1厅的房子，日子过得还算安稳。让他纠结的是高企的房价，眼看着房价从每平方米两三千元涨到五六千元，再涨到1万元以上。

　　“在广州买房子看来是不可能了。”他开始考虑放弃留居广州的计划。他和家里人商量，干脆把装修队拉回内江老家去，但考察下来，内江的装修生意并不好做，而且内江的房价也涨到了每平方米好几千元。

　　留下，生意有的做，但居无定所，孩子读书也没有着落；离开，一家子人都靠着自己，如果生意做不好，出路在哪呢？李朝华陷入了深思。

　　专家指出，我国目前的城镇化进程以流动就业形式为主。6.2亿城镇人口中，还有1亿多是农业户籍人口。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解决农民工的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取得了明显成效。不过，很多农民工还远没有享受到他们应得的“同城待遇”。尤其是那些长期在城镇务工就业的外来人口，要真正实现“市民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

　　“这表明国家正在稳妥有序地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在户籍改革的基础上，城市管理者还应该考虑建立覆盖全民的最基本的劳动就业、教育培训、住房待遇、生活福利以及社会保障权益等民生保障体系，让“新市民”不再成为“二等市民”。

　　（本报记者　汪晓东、温素威、崔佳、田豆豆、颜珂、邓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