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邦国"七确立"与"五不搞"描述中国特色政治文明

    3月1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新社发 盛佳鹏 摄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吴邦国在报告中掷地有声地用七个“确立”和五个“不搞”向世界表明，中国开创的特色政治文明具备不可动摇的法制根基。这一宣示引起海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

　　10日，吴邦国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意义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上述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是以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政治构想为基础，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丰富发展，留下每代人智慧烙印的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为世界政治文明提供了一个新样本。

　　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引发了“中国模式”话题的全球性探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更成为提振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在此背景下，这种探讨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也开始受到西方研究者的正面关注。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作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将中国政治体制称为“纵向民主”。他指出，中国的政治模式在解决诸多重大难题上，都表现出惊人的高效和务实。纳斯比特认为，“中国形成了一种目前正与西方民主制度竞争的发展模式”。

　　中国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对“中国模式”的政治发展模式亦有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中国模式”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区别是极其明显的。在所有制方面，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在政治制度上，中国不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在意识形态上，中国虽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同时，俞可平认为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也有共同点。他指出，“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于它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并充分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正如吴邦国在报告中申明：“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是中国经过60多年发展历程得出的重要发展经验和共识，更是中国特色政治文明与其他政治文明的本质区别。

　　尽管关于“中国模式”的话题还远未到达总结阶段，但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边界已经在“五不搞”的表述中十分清晰，一种值得世界关注的政治文明已发展成形，充满信心地继续前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