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病强制收治乱象丛生 法律缺位亟待规范

　　《精神卫生法》立法26年首度征民意，“被精神病”收治乱局亟待规范

　　对律师黄雪涛来说，“2011年6月10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那一天，她代理的当事人徐武出院了。

　　那一天，她在武汉大学做了一场长达3小时的演讲，题目叫《拒绝被精神科医生统治》，而副标题为“法治是我们人身安全唯一出路”。

　　而最重要的是，那一天，《精神卫生法(草案)》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并开始征求意见。

　　一部难产了26年的法律，终于以“草案”的姿态，亮出了“不得强制进行精神病检查”的核心价值观。

　　已经等了太久。

　　这些年，面对精神病强制收治领域的乱象———“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被收治”，从法学界、医学界到普通民众已经饱尝了法律缺位的痛。

　　草案发布，欢呼一片。人们似乎看到了重整精神病检查收治秩序的曙光。

　　然而，矛盾依然存在。一边是“普通公民被精神病”的深渊，另一边又是“武疯子危害公众安全”的悬崖，这一部《精神卫生法(草案)》能平衡好吗？

　　来自亲人的伤害，无处可逃？

　　如果监护人就是侵权人，患者将无处可逃。这实际上肯定了以前的一些错误的规则

　　这两天，黄雪涛正在接触一个新案子，“和广州何锦荣案如出一辙，还好他比何锦荣幸运。”

　　今年45岁的陈国明(化名)是福建长乐人，与妻子一起经营一家珠宝店。2011年2月10日晚，正在睡觉的他，被妻子及其娘家人用透明胶带捆绑，送到了南平市延平区精神病院。根据该精神病院的记录，当时家属称陈国明“反复疑人害，冲动，伤人，毁物，失眠两年”。

　　幸运的陈国明，遇到了一个比较清醒的值班医生。医生判断他不像精神病人，未对他使用精神病药物。

　　然而，“谁送来谁领走”这个困扰无数“精神病人”的现有规则，让陈国明依然无法“飞越疯人院”。直到陈国明的姐姐多方打听找上门来，可姐姐也无法带走他，只能报警求助。在警方的介入下，陈国明被送往福州精神病院做精神鉴定。

　　整整住院56天后，陈国明带着“患者目前无精神病性症状”的诊断出院了。

　　而在精神病院之外等待他的，是离婚传票和“一贫如洗”的家。据陈国明透露，珠宝店被关门了，价值400多万元的珠宝不知所踪，股票账户上的80万元全部被人套现，家中的保险柜空空如也。

　　如今，陈国明孤身一人住在家徒四壁的房子里。每每回想，他都在后怕，“如果，姐姐没打听到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如果，最后精神鉴定不能确定我有没有精神病,我是不是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黄雪涛在微博里留下这样一句感慨：终于见到，出院的不是精神病人！

　　《草案》的新规定，能不能解除陈国明等人的隐忧呢？黄雪涛说，按新规定，“受害人最长会被住院观察三天，医生诊断无病，则放人，无须像陈国明一样长达56天”。但是，“遭遇家人绑架送院的情节，不仅不能避免，可能会更多发。”

　　一直致力于精神病强制收治研究的公益组织深圳衡平机构，在《草案》公布的第一天，作出的第一条评论就是“监护人权责过大”。

　　来自亲人的“伤害”，似乎依然无处可逃。

　　《草案》第26条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黄雪涛说，这种安排，很有可能引爆近亲属之间的滥用个案。

　　而更关键的是，《草案》提出住院期间“病人”权利由“监护人”代为决定。“如果监护人就是侵权人，患者将无处可逃。这实际上肯定了以前的一些错误的规则。”

　　因上访“被精神病”，地雷还在？

　　“扰乱公共秩序”这个标准太模糊，自由裁量权太大，可能存在滥用可能

　　就在徐武案引发各方高度关注的时候，深圳的一单案件的判决意味深长。

　　2011年5月10日，深圳福田区法院以一纸判决书为深圳市“被精神病”护士郭俊梅赢回了正常人的身份。

　　2009年12月，因不满奖金分配方案，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高压氧科护士郭俊梅到深圳市信访办投诉。一周后，医院人事科长打电话叫郭俊梅到办公室谈话，但实际却安排了康宁医院司法鉴定科医师高北陵，假扮“上级工会领导”代表组织谈话，郭俊梅以为上访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关注，就把心里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高北陵。

　　后面的剧情开始走样：2010年1月13日下午，副院长陈斌来到该科室宣布,郭俊梅在她父母陪同下到康宁医院做了检查，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障碍，医院决定让她到康宁医院住院治疗，康复回来后将调到院图书馆上班。

　　还好，郭俊梅没有被关进“疯人院”，她打起了名誉权官司。

　　福田区法院审理后认为，郭俊梅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期间并无任何工作失误，亦未出现因精神问题做出不当行为，医院因其与院领导发生争执就认为其存在精神问题，在未征得其父母及其近亲属同意情况下，聘请康宁医院精神病专家为其诊治，其行为本身存在不当之处，是造成郭俊梅名誉受损的主要原因。

　　另外，医师高北陵仅根据与郭俊梅的一次谈话，就初步诊断她患偏执性精神障碍；医院凭此初步诊断，就为郭俊梅调整工作，行为过于草率。而院方向媒体讲述郭俊梅患偏执性精神病，高北陵亦违反保密义务向媒体披露郭俊梅的情感隐私和患病情况，这种行为必然导致郭俊梅的社会评价降低，侵害其名誉权。

　　郭俊梅还算幸运，更多的人直接就被迫“非自愿住院治疗”。

　　因状告乡政府，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大刘乡政府送进精神病院。其家人找到精神病医院，提出让徐林东出院，但遭到该院当场拒绝：“你家属没这个权力把他接走。他是通过乡政府送过来的，只有乡政府才有这个权力”。最终，徐林东被关在精神病院6年半，直到2010年4月底才重获自由。

　　也就是在2010年，湖北男子彭宝泉因拍摄上访过程，被有关部门强行送至精神病院；浙江省松阳县农民李体法拦截省环保厅厅长告乡政府的状，也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

　　法律界一直坚持，公权力的一再滥用，就是“被精神病”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深圳衡平机构负责人在草案发布的当天，就明确指出：草案规定没有堵上这个漏洞，反而给公权力滥用提供了捷径。

　　读一读草案第27条规定的“强制收治条件”：“只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且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

　　黄雪涛就认为，“扰乱公共秩序”这个标准太模糊，自由裁量权太大，可能存在滥用可能。目前很多明显属于滥用精神病医学的个案，如街头拍照的彭宝泉，可能都会被指扰乱公共秩序。越级上访、投诉检举不实、网络言论，都可能会被指扰乱公共秩序。“如果精神卫生法为此开设收治大门，后果将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