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教授：对历史建筑野蛮拆迁是“文化自杀”

　　中国的城市病了，病症不仅包括交通拥堵、空气恶化等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的共性问题，还包括一种“失忆症”——忘记了自己本来的面目。有人形容，中国200多个城市如“一母同胞”。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多次指出，在“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的口号下，很多城市在迅速失去文化记忆。这两个词是没有文化的，使用这两个词的人也是没有文化的。

　　在2011年全国政协会议上，香港著名建筑师潘祖尧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到内地城市去看看，感觉每个城市都差不多。雷同的规划，雷同的建筑，雷同的景观，甚至连楼盘的名称也雷同。”

　　对于正在忘记过去的城市，历史学家怎么看？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侯杰。

　　中国青年报：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提起“千城一面”的话题，您本人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

　　侯杰：我到各地去，特别愿意发现城市特殊的地方。可是，“千城一面”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在一线城市、新兴城市、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

　　“千城一面”不仅表现在城市建筑上，还明显地体现在纪念品上。我们在很多城市寻找有特色的纪念品，往往并不容易，有时满街都是麻将牌、鼻烟壶，缺乏对当地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历史要素的选取。

　　中国青年报：各地建筑的雷同、旧建筑的消失，为什么今天表现得这么突出？从历史上来看，原因出在哪儿？

　　侯杰：中国的城市建设欠账较多。新中国成立以后若干年里重生产轻生活，建了不少简易的工人新村。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变了，开始重视生活，重视城市面貌，好多地方开始大面积建设住房。

　　“旧貌换新颜”不仅是一种口号，也成为很现实的问题。城市建设不仅被视为经济发展的支撑、拉动内需的动力，还可以成为领导干部的政绩。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城市建设的动力大增。

　　中国历史悠久，各地的文化遗存丰富精彩。建筑物里发生过很多故事，承载的不仅是自身外在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历史记忆。它们是城市的标志和象征，既包含中国文化共同性的要素，又有地域性、差异性的表达。

　　要避免“千城一面”，很重要的是从自身文化传统里面挖掘特色，梳理清楚城市自身发展的脉络，尊重过往的人、事、物。放眼全国，江南徽派建筑、北京四合院，都是长期选择与创造的结果，跟地域环境、文化心理有非常大的关联。

　　中国青年报：您亲身经历过旧城改造吗，当时的心态是什么？

　　侯杰：我在天津的老城厢长大，在北门到鼓楼之间的北门里大街“同和里胡同”。天津明代设卫建城，有600多年历史，老城厢长期是城市中心。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天津，本地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天津老城见证了那次壮举。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为了维护殖民统治，消除我们的历史记忆，拆掉了天津军民抵抗外来侵略的城墙，让天津变成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市。又过了一个世纪，因为天津的“世纪危房改造”，老城厢被拆了。虽然一些专家、学者反对这次拆迁，但还是于事无补。

　　时至今日，不少城市因为成区域地保护了历史文化建筑而焕发生机，甚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看到这个消息后，不知当初那些力主拆掉天津老城厢的人会作何感想？

　　千万不要因为无知，使历史建筑遭受不可挽回的毁灭之灾。对历史建筑的野蛮拆迁，是对文化的亵渎，也是一种“文化自杀”。我们要树立一种观念，保护历史建筑就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后辈子孙最好的交代。

　　说句实在话，天津老城居民当时长期生活在非常糟糕的环境里。房屋狭小，道路七扭八歪，有的地方公共厕所、自来水、煤气严重不足，老百姓改善生活环境的愿望也很强烈。在这方面，考验的是领导者的决策和实施能力。

　　欧洲有个世界闻名的城市，在100多年前进行了重建、改造。但人家对重要的街区和建筑采取了保护策略，不去破坏外表，而是从内在设施等方面进行提升。这样既保护了城市建筑，又延续了城市形象和人们的历史记忆。咱们要有这个思路就好了。但这样的话，经济利润会降低，而且官员会觉得城市面貌改变得不够彻底。

　　中国青年报：您总跟人们讲历史，拆掉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对您这样的历史学家有什么影响？

　　侯杰：我研究的是中国近代史，对天津城市史特别关注。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列强入侵，在海河两岸建立租界。天津曾有九国租界。这里集中了各式各样的中外建筑，是活生生的“万国建筑博览会”，这是天津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原因。“近代中国看天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各地游客来天津，除了吃“狗不理”包子、尝“耳朵眼儿”炸糕，就是要逛逛“五大道”，看看小洋楼。

　　现在，我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要保护这些小洋楼，但在有的地方，它们还是慢慢消失了。这些建筑被拆掉之后，咱们再怎么说历史似乎都缺少有力的依据。

　　在历史上，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会长雍剑秋在天津建了一个西湖饭店。他过去一直仅仅被当成军火商人，实际上他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后，做了不少好事，像成立养真社、开展废娼运动等等。我过去经常带学生去看他的建筑，但这些年都不见了。

　　在历史现场、老建筑里讲历史，跟在学校教室里讲，是不一样的。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一座历史建筑更是胜过千言万语。历史建筑是有生命的。那些僵硬冰冷的水泥和木材因为有历史人物的生活和历史故事的发生而拥有生命。中国人是个历史精神非常强的民族，人们关心自己、家庭、文化的来龙去脉。通过寻找历史建筑，能增强人们对城市的文化认同感，提高幸福指数。

　　现在我上街，总会带着相机，拍一些建筑。我有一个美国朋友，是犹他州立大学的教授，有一次他跟我说，他手里有的照片是我没有的，那是他十多年前到天津时拍的。这些年里，有不少建筑消失了，真是无奈！

　　中国青年报：实际上，现在很多地方、很多官员都非常注重挖掘本地的文化资源。有的地方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也有一些地方争夺名人故里，甚至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的故里，也有人去考证。

　　侯杰：从表面上来看，名人故里之争，是对文化资源的重视，但也隐含着某种利益追求。弘扬中国文化的心理大家都能理解和尊重，故意的恶性炒作就另当别论了。

　　至于把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拆完以后，另造一条仿古街区的现象，简直就是真古董不要，造假古董。很多官员搞拆迁，以为这样可以补救。有时主政者的愿望是善良的，但是决策失误，成为败笔。拆掉的，不可再生了。历史的这笔账找谁买单？

　　中国青年报：据说现在我国约有180多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很多地方建设地标性工程，不断刷新“第一高楼”的高度。日本媒体近期报道，中国已经建成了10座以上高于日本第一高楼的建筑，还有大城市正在建造600米高的超高层建筑。您对此怎么看？

　　侯杰：中国人向上发展的愿望，最近这些年得到充分实现。前几年比电视塔的高度，现在又争建“地标”，价值究竟多大，值不值得这么做，恐怕真的要考虑。建高楼满足了“城市形象”的简单要求，但也要考虑老百姓呼吸在什么地方。像香港的中环确实高楼林立，但也不乏市井风情。

　　这些年，我们看到各种奇怪的建筑式样都来到中国了。只考虑某个建筑的设计，不考虑整体环境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和谐，也会出问题。有的建筑很漂亮，设计也不错，但接不上这个城市的地气。“和谐之美”是很重要的，不要弄得驴唇不对马嘴。

　　有些城市在强调统一规划的时候，违反了规律。比如，天津正在整修街道商户的招牌，不同类型的商店，招牌弄成一个样子，弄得基本的广告功能都降低了。台北、香港吸引人的那些商业区，招牌林立，特色分明，不仅构成整体的区域特色，还散发出强烈的商业气息，展现出城市的活力。商业社会有多年运作形成的模式和文化，应该尊重。

　　我赞成城市的大力开发，但在书写新的历史时，要给传统的历史文化一个合理的位置，千万不要把历史当成包袱。在城市品牌的塑造中，请中国文化学者参与其中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

　　另外，决策者应该充分尊重公共舆论，真正倾听当地人、文化学者对保护历史文化的肺腑之言。即便有些不那么顺耳，也不能排斥。我认为，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一点历史知识。主政者有一点历史知识的话，有些事情会做得稍微明智一些。城市怎么发展、怎么创造，有历史规律。越是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历史经验越是值得重视。本报记者 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