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字令依赖症折射管制思维 警惕沦为惰政、懒政

　　这是一个“限”字盛行的时代，楼市限价、限购；汽车限号、限行；电视限娱、限广告；城市限摩、限电动车……甚至连图书、电影票也由相关部门出台“限折令”。

　　早在2011年，就有媒体宣称“限时代”已经到来。种种“限字令”，深刻地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如何用好“限字令”，尽可能兴利去弊，使其更加符合民众期待和社会发展需要，一些代表委员作出了审视和反思。

　　受到普遍欢迎的限购令

　　全国政协委员张泓铭曾担任上海社科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在2011年两会期间，他曾发言力挺北京的楼市限购政策。

　　2010年4月30日，北京率先出台了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楼市限购令，规定每户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房，且对购房者的户籍等作了严格规定。随后，国内众多城市纷纷出台类似限购令，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们确实要问，限购的理由是什么，地方政府有没有权力限制住房消费？”张泓铭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也反思过这一调控政策。

　　“我认为政府有权这么做，这是政府管理的一种手段。”张泓铭说，“政府的管理职能允许这么做。虽然我们推崇经济手段，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应该使用行政手段”。

　　在张泓铭看来，住房首先是使用价值的功能，需要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居住问题，“但有些人买了自己不住也不出租，就囤着投机，城市资源有限，住房供需矛盾本来就大，投机将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如果没有其他有力措施抑制投机，我认为可以采用刚性措施。”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财经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也支持限购。在他看来，房地产市场不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住房也不是纯商品，还有社会保障的属性，“当房价与民众的购买力脱节太厉害时，限购是必要的调控手段”。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也支持限购政策：“房价过快上涨会导致经济产生泡沫，导致实体经济转移到房地产，造成一业兴旺百业衰。”

　　近年来的楼市调控政策，确实也只有限购令真正发挥了效力，让楼市走出了“越调越涨”的怪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1月，在新建商品住宅方面，全国70个大中城市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48个，持平的有22个，没有一个城市出现上涨。从民意看，多种统计数据也显示，八成以上民众支持限购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