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不到40人享专车待遇 公务宴原则不超6道菜

维多利亚港夜景

立法会议事大厅

象征公平与正义的泰美斯女神像

镜头捕捉特区政府新总部大楼模型的细节

　　大巴穿行在中环，香港最繁华的地方。窗外密集的餐馆和酒吧快速向后退，各种肤色各式穿着的人匆匆钻进出租车，维多利亚港色彩斑斓的天际线闪烁着财富的光芒。

　　这是被广泛认知的香港，一个拥有7651座摩天大楼、3600多家外资企业和超过9000个无线上网点的国际大都会。

　　而我真正认识这座城市，却是因为大巴车里坐在我身旁的小黄——我在香港遇见的第一个公务员。

　　5月底，26位来自内地不同媒体的记者组成一个赴港采访团，我在其中。

　　一

　　见到特首曾荫权的时候，距离他卸任只有30多天。

　　他待人很亲切，自嘲自己的普通话“怎么说也说不好”，还指着记者的相机说，“我也喜欢摄影，只是技术不好。”

　　合影时，一个同行跟香港“一把手”开起玩笑，“能传上微博吗？”“可以！”他干脆地同意。

　　曾荫权在采访中提到，香港人对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要求，不是和美国比，也不是和新加坡比，而是和完美比。

　　“我们常常被拉进法庭的。”他笑着补充道。

　　走出曾荫权所在的办公楼，旁边的特区政府新总部大楼很吸引眼球。

　　“有点像央视大楼啊。”一个团员笑着说。这栋建筑的造型如同大门，两侧主楼中间的地带是一个狭长的绿化带，可以直接通向海边。在建筑师的理念里，这个造型的寓意是“门常开”，象征开明政府。

　　事实上，如果你有时间并做一个简单的身份登记，就可以直接进入一层会议室旁听政府会议，结束后还可以在大楼的咖啡吧里喝杯咖啡，如果运气好，也许可以看见特首走过。外面，不时有三五成群的路人谈笑着穿过这道“门”。

　　当我们来到中区政府合署大楼，准备采访候任特首梁振英时，刚一进门，便听见有闪光灯“咔嚓咔嚓”声响起。

　　在大厅西侧的角落，几排香港记者正扛着“长枪短炮”，他们面前一米多高的案台上，摆着印有不同电视台标志的牌子。我想，曾荫权2005年双手插着裤兜吹着口哨走进政府总部的经典镜头，大概就是被这些同行抓拍到的。

　　“一有人走进大楼他们就会拍啦。”小黄很镇静地告诉大家。他是香港政府新闻处一位年轻的助理新闻主任，也是这次陪同我们采访的三位“导游”之一。

　　内地记者们显然都对这些长期蹲守的香港同行很感兴趣。一位来自上海的记者好奇地问：“这难道不会受到管制？”

　　“不会喔，只要申请就可以了，记者喜欢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小黄的普通话还带有明显的粤语腔。

　　“那你们烦他们吗？”另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开玩笑地问。

　　小黄略感纳闷地说：“不会喔，这是他们的自由嘛。”

　　就这样，我们在候任行政长官办公室的楼下，七嘴八舌地聊起了香港媒体生态。小黄介绍说，即使知名度很小的报纸，只要提出采访要求，他们都会尽快给出书面答复并尽量安排采访。在他看来，香港记者的提问方式要“尖锐得多”，他们采访官员时往往不停地追问、不停地打断，“非要得到一个答复”。而在政府新闻处，会有一些公务员每天都要读报纸，负责收集重要信息。

　　全香港“中新闻毒”最深的公务员，其实是曾荫权。报纸往往被他视为“早餐的一部分”。他曾说：“我会边吃边看其中的6份。通常我都会看到‘心跳加速’，接着我会去教堂冷静一下。然后，再回到办公室翻阅其余报章。”

　　“批评是一定要有的。”小黄这样看待香港报纸的尖锐。

　　“那香港企业办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会不会给记者车马费啊？”一个内地同行突然凑过来问。

　　看见小黄不解地皱起眉头，有人提醒道：“就是礼品、红包啊。”

　　“给记者钱喔？不可以的！”小黄恍然大悟般，连连摆手。

　　香港是个很容易让人倾倒的城市。全球大概有一半人口居住在距此飞机航程5个小时以内的地方，这里700万人口当中8%拥有外国护照。在某个国际赛马日，有超过10亿人通过20多家电视台将目光停留在沙田马场。九龙的旺角区，平均每平方公里会有130000人次在此驻足，为世界之最。

　　但这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香港，却有着另一番景象。

　　在政府新闻处会议室里，谭主任握着一个麦克风面对全团，他是新闻处的高级新闻主任。“这是我接待过最大的采访团。”他用并不熟练的普通话与我们开起玩笑。

　　他为我们发放了5页纸的行程安排，大部分日程与香港的高速发展有关。“各个部门会提供新闻通稿作参考吗？”有人问道。谭主任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香港政府机构驻地，尽管它有一个似乎并不搭调的名字——美利大厦。

　　它也的确更像是一个老旧的写字楼。楼外的白色墙面有点掉皮，一层没有大厅，进门右手边就是电梯。楼道只有一米多宽，铺着灰色地毯，每隔几十米便挂有一叠火警疏散路线图，纸很旧，背面是过去的新闻简报。

　　我探头看了看办公室：公务员们的办公空间是开放式的，除了新闻处处长外，再没有人有独立的办公室。大部分人的桌上都堆着厚厚的文件，墙上则挂着各式各样的公益广告海报。在一张很醒目的橘黄色海报上，写着如何让报税又安全又快捷的广告语；另一张则是指导市民如何申诉的，海报上有很多把锁与一把高悬的钥匙，写着“申诉若然理据足，专员为你解困局”。

　　谭主任告诉我，这里曾经有七八个政府部门联署办公，如今除了新闻处外，其他机构都已经搬入特区政府新总部大楼。未来，这座存在43年的美利大厦将改建为酒店。

　　其实放眼整个香港，大部分政府部门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大楼。更有“窘迫”者，如位于旺角的贸易署大楼曾为了开源节流，将一楼沿街的门面房租给超市和小店。作为“公私界限”，一楼到二楼是手扶电梯，二楼以上才是厢式电梯。饶有意味的是，这些门面房起初的租金要比市场价略低，结果曾引发一场社会大讨论——政府以公共财产“让利”，是不是造成对“租户”以外纳税人的不公平？

　　说实话，我的兴趣已经从那个光鲜繁华的香港，转移到了想对特区政府的运作方式一探究竟。

　　在去往采访地点的途中，我通常坐在大巴车的最后一排，正好挨着小黄。他刚刚进入新闻处工作半年多，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戴一副黑框眼镜。

　　香港大约有156000多名公务员，分布在12个决策局、61个部门和机构。走在大街上，每45个人里，就能遇到一名像小黄一样的公务员。

　　我问他，做公务员之前对特区政府是什么印象。

　　“清廉。”他的回答简明扼要。

　　他说自己小时候曾听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公务员负责派发汽车牌照，做事勤快，效率很高。有位市民很快拿到牌照，便送了他一些糕点以示谢意。结果这位公务员当即把糕点退了回去。

　　“很小的糕点，不贵啦。”说到这儿，小黄腼腆一笑，“那时候我还小，就觉得那一点蛋糕吃了就可以了喔。”

　　“但后来再想一想，如果能吃糕点，就可以吃其他的东西。”他试图给我打一个比喻，连说了两次“糖衣”。

　　“糖衣炮弹！”我提醒了他一下。他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重重地点了一下，“对！从小开始，慢慢你就不觉得大。”

　　事实上，作为普通香港公务员，如果获赠的礼物价值不超过50港元——这相当于在香港买8份报纸的钱，可以私人保留礼品，但仍须填写申报表，供部门存档。

　　如今打开梁振英的个人网站，能清晰地查到这位新任特首在过去几个月收受的公务礼品清单——4盆兰花、3个花篮、一瓶香槟酒、一本书、一套光碟及7套学习卡。至于处理方式，他要么到政府物流服务署估价后把钟爱的礼物买下来，要么将礼物交给政府。

　　作为香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适度与保守”的原则已经渗入到这个官僚体系的一举一动中。

　　它渗入到公车的使用里。截至去年7月，香港拥有6343辆政府公车，但如果算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和立法会主席，能够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不到40人。每10个公务员里有9个人习惯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在过去3年里，大街上挂有公车专用AM牌照的丰田或日产车（这两个品牌因其售价适中、节能环保而构成香港公车的主体）减少了400辆。